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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2日讯】 我不是海内外所说的什么“智囊团”的成员，我也不认识鲍彤。只是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后对邓小平的决策极为失望和痛心；胡耀邦与赵紫阳的这样的共产党的少有的好领导人先后被迫辞职，使我这样一个为党工作多年的老党员，老干部心中抑郁不平，多年来难以发泄。
纵观几十年来党的历史，实在是有许许多多的好党员，好干部和好领导，一心一意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而工作，而且因此被冤枉、受迫害。胡耀邦的功绩在于为很多受过冤枉的人平反；赵紫阳是一个有新观念的领导人，可以说他主张用建立体制来避免更多的人受冤枉，也就是用改革的方式来建立中国新的政治体制。鲍彤是中国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负责政治体制改革实施过程中的综合研究和协调工作，也就是负责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策划工作。鲍彤案是中共党史上又一个冤案，但相信不是最后一个冤案，因为致力于改革制造冤案的制度的人被无辜关入了监狱。鲍彤的入狱也就是政治改革的入狱。鲍彤案是与赵紫阳案连在一起的，是1989年以来政治上大倒退的开始。如果没有人关心和研究这样的历史细节，我们就不能够从中汲取教训；制造冤案的人、镇压人民的人就会继续逍遥；六四式的武力镇压、文革式的群众运动、大批判、人人过关等等惨酷的政治运动就还会在中国发生。近几年来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勿忘历史，这就是我们今天阅读和了解这篇“交代”的现实意义。包括我们这些中低层党员干部在内的全中国的老百姓被剥夺了解真相的权力已经太久了。
读这篇 “交代”之时，读者首先应该了解鲍彤的当时的处境、心情、写作物件和目的。在89年9月，鲍彤的处境应当还是“隔离审查”。我们这一代政治运动中受到过冲击的人大都有过被隔离审查，写交代材料的经验。所谓“隔离审查”，实际上就是上级某人、某机关（统称组织上）认为你犯了错误，因此你交待问题，由组织上决定对你的处罚。对受处罚的人来说叫“挨整”，正如文中鲍彤所述。隔离审查的特点在于被审查者的命运是掌握在上级手里的。处罚的程度有时是由交待问题的态度来取定的。因此，在历次的政治斗争中，被隔离审查的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处罚，大都承认错误，自我悔过。痛哭流涕和发誓“永不翻案”的例子比比皆是。形成中国政治文化上的一个普遍现象。读鲍彤的所谓“交代”，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要算是他据理辨驳，毫不悔过的态度。他的态度同赵紫阳拒绝认错的态度是一致的。这种拒不认错的态度一方面说明在六四镇压的问题上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决裂是道义上的最终决裂，而不是一般性的政治运作上的利益冲突和再分配。另一方面，这种拒不认错的可能性也是时代变化的产物，八十年代末的中国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开放的时代，而中国的政治生活毕竟相应的宽松了一些。拒不认错也不会导致死路一条了。道义上的冲突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的。在不能够力挽狂澜的时候，宁可放弃权力不同流合污，是真正的“以德治国”的表现。什么是“德”？牺牲自已利益反对镇压群众即是德。这在共产党的执政史上若非绝无仅有也是不多见的。 “以德治国”在89年有过一次“昙花一现”，可惜从此便绝迹中国。
阅读这篇“交代”，还应该了解的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对内容的选择和取舍。凡是向我一样经历过隔离审查的人都会知道，在写给上级的交代材料时，什么写什么不写都应深思熟虑，既不能交待本来无人所知的问题，又不能回避任何有可能被组织上了解的问题。写作的物件是内部的知情者，因此在写的时候一是不必回避不便对外公开的内容，二是陈述的每一件事应该有能够让组织上查证的可能。 也就是说“交代”本身作为史料，有其不可否认的真实性。此类文件，特别是涉及重大历史事件的，见之于公众的可谓凤毛麟角。此文流传于世的本身也证明六四问题在权力核心内部产生的分歧之大，要求平反的愿望之强烈。
在这篇文章中，鲍彤写了十六个问题。这十六个问题我看主要是他对已经见报的有关他本人和赵紫阳问题的澄清。另外也有对社会上的传言、组织上问及的问题的回答。到目前为止，有关六四问题公开的唯一的官方报告是前北京市长陈希同的“平暴报告”。报告发表在1989年7月7日的《人民日报》，其中有三处提到鲍彤。陈希同报告中第一处提到鲍彤是讲到赵紫阳的亚银讲话同邓小平和4-26社论精神完全对立，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原文说：“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三天；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着地位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鲍彤陈述中第三条、第五条既是针对这一指控的。
陈希同报告第二处提到鲍彤是最有杀伤力的实际指控。报告中说： *(5月）17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露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判徒’，就是‘犹大’”。因此，鲍彤在这一问题上使用了很大篇幅为自己申辩。记得六四事件之初, 我就在北京风闻鲍彤插手学运一事。 因为我并不认识鲍彤本人，也没有参加过党政核心的决策工作。那时我将信将疑。不了解情况，也就不能妄加推断。四月份，学生运动刚刚开始就被打成 “一小撮人”，“极少数人”的精心策划，幕后煽动的结果。自共产党执政以来，按照以往的宣传贯例，每一次对群众的压制都被说成是对“极少数人”的压制，无一例外。因此，要镇压，党内党外寻找幕后煽动的“极少数人”就成了当务之急。而党内鲍彤这样反对镇压的人顺理成章就成了幕后煽动的黑手。既然要把鲍彤打成学运的黑手，那麽就要事先安排安全部门的人对鲍彤进行监控，还要同时在社会上，特别是领导层中放出风声。如果鲍彤真的与学生有什么联系用以定罪的无疑便是这种联系了。从文件中也可以看出，鲍彤本人也对自己的处境很清楚，因此事事小心，管束下属“怕给紫阳找麻烦”。根据对他的指控，显然是没有找到有关的煽动学运的证据，因此泄密就成了最后的指控。后来，我在北京听到“泄漏戒严机密的人”实际上已经从解放军总参部门找到，此事与鲍氏无关。但是，陈希同报告白纸黑字，人人皆知鲍彤泄密。
此文件中还显示，某领导人5月17日就首先指责鲍彤泄密，此时的“密”大概是指5月16日的常委会，因为鲍彤特别在交代中提到关于没有泄露关于5月16日常委会的情况。此后，显然是空口无凭，拿不出实证来，因此陈希同报告中泄密就成了某领导人指控之后才发生的“告别演说”中的泄密了。陈希同报告中的“密”竟然是某领导人指责鲍彤“泄密”之后泄的，这上面的很小的一点点时间差，虽然普通的读者不容易注意到，但是却使得无中生有的所谓泄密的指控昭然若揭。动用国家机器，以欲加之罪陷害好人原亦不难；难的却是瞒天过海，不为世人所知，永远逃脱历史的惩罚。
至于陈希同报告的第三处提到鲍彤，讲“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 云云，则更是不讲道理的血口喷人了。现今的领导人与某某“贪污犯”，“集团走私犯”联系密切的例子难道还少吗？
可惜我多年前听到鲍彤受审，却无法得知他被判了什么罪。也不知道司法机关是如何判定鲍彤泄密的。但是另有令我相信的传言，说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鲍彤之际，组织上让中级法院的审判员们自愿承接此案时无人举手，在无一人自荐的情况下组织上只好命令某人承接。但是承接者一定要求组织上发一份书面材料，以便日后澄清责任。我相信，这位审判员至今仍然完好地保有这一书面的材料。
事实上通读整个文件，最难使人难忘的还是赵紫阳、鲍彤等对处理学运的态度。是他们代表了党内坚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声音，也正是他们希望平息事态、坚持避免流血。镇压事后，他们失去了争辩的权力，党内外所有不赞成武力镇压学生的人也就失去了听一听他们对有关解决冲突的意见。与此相反，坚持武力镇压的人，编造陈希同报告等一系列材料，捕风捉影、混淆是非，目的是让人民相信：学运是一小撮人煽动的，是针对共产党的；主张镇压的人挽救了共产党；赵紫阳却利用学运，分裂了共产党。且不说共产党的总书记为什么要分裂党，这么多年了，是哪一小撮人煽动群众推翻共产党也总应该有个结论了吧？是学生吗？是美国中情局吗？是北京市民吗？是赵紫阳、鲍彤吗？如果鲍彤真的在操控学运，他也就不会煞费苦心送文章到《人民日报》劝学生离开广场，而在广场的学生恐怕没有一人注意到。现今读了，心里只有为学生们难过，为无辜死难的人难过。
既然不能证明学运是一小撮人煽动推翻共产党，那末就应该追究是谁激化了党与群众的矛盾，导致了流血事件。现在得以公布的这一珍贵文件向人们宣示了党内围绕《人民日报》4-26社论的激烈争论，一派主张缓解矛盾；另一派则炮制出4-26社论首先激化了矛盾，然后利用学生不懂得妥协的弱点党内清除异己，党外镇压群众。
六四事件并没有结束，那是因为随镇压而被压制的政治改革不能永远被压制；在共产党没有彻底解决权力的非程式性更替、政治不民主、没有纠正错误的机制等影响中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键问题之前，对六四事件的讨论就不应该结束。死难的人们不可复生，但是他们的死应该使他们的后代能够免于无辜受难。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还原历史的真实。
2001年4月11日
──原载《信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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