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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5日讯】 今年４月１日，美国ＥＰ－３电子侦察机与中国空军歼８战斗机相撞，引发一系列外交危机，至今虽已接近尾声，但仍余波未断，内中隐含的各种因素和资讯颇值得玩味。本文意在对这次危机进行一些解析。
首先，这次事件的”认定”，是从那架ＥＰ－３降落在海南开始的。假定ＥＰ－３撞了歼８以后，自己没有多大损伤，顺利返回冲绳，美国侦察机自去年以来增加的巡航是否还会为我们一般民众所知？中方飞行员王伟的牺牲（或因公殉职）是否仍然会得到解放军自上而下的肯定和悼念？与此类似，如果ＥＰ－３没有降落在海南，美国方面恐怕也不会把相撞事件当做重大的外交问题来处理，就算中方强烈要求，很可能也只会不了了之。
这样，我们得到的新问题之一是：为什么ＥＰ－３的飞行员会把至为机密宝贵的电子侦察机送到中国军方手里？很显然，这位美国飞行员从潜意识里就相信机组人员的生命比飞机本身更宝贵；其次，他很可能以为，机上人员生命安全的重要性足以抵消”未经许可进入领空”的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就好象恐怖分子劫机后可以相对任意地要挟飞机降落在他选择的国家和地区，只要有机上人质的性命在手，并不需考虑事先申请降落许可一样。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说国际惯例认可这种以机上人员生命安全为重的领空”侵犯”和降落。因此，中方从起始就纠缠”未经许可进入领空”并以此要求道歉，在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国际范围中，都显得有些过分──假设恐怖分子为了报复北京与以色列的亲密外交，把一架民航客机劫持到阿富汗，中国民航是否要为自己的飞行员擅自进入阿富汗领空道歉呢？
但是，ＥＰ－３降落海南与一般劫机事件的相同只在飞行员对机上人员生命负责这一点，二者还有很大的不同。这里的另一个新问题是：ＥＰ－３迫降的直接原因不是恐怖分子劫持，而是相撞事故，事故查清之前，直接涉案人员是否应当被单方面拘留？由于中方起始的表态没有强调事故，更没有强调飞行员王伟的失踪，给美国傲慢的霸权主义以一次难得的表演机会：小布希在他的第一次公开表态中，就强硬地要求中方立即释放所有机组成员，并声称侦察机是美国领属（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结果，他的这个表演成了美国媒体的攻击物件，在机组人员于十一天后返回美国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位电台评论员还讽刺说，华盛顿现在应该宣布ＥＰ－３周围十二海哩都是美国领域，并且派出国家安全部队到凌水去保护这个新领土。正是在这一点上，小布希确曾试图纠正自己开始时的错误，在后来的公开声明和演讲中，对王伟的丧生表达了深深的哀伤（ｄｅｅｐ ｓｏｒｒｏｗ）。一般来说，美国公众接受了他在这一点上的立场变更，也认为中方在这方面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ＣＮＮ就曾大量报道王伟家人的反应。可以说，中方本应该自始就强调人的生命的丧失，而不是”进入领空”的国家主权问题。
王伟的失踪和ＥＰ－３的迫降都是直接由相撞事故引起，在事故经过和原因彻底查清之前，美方机组人员有责任提供他们关于事故的证词，这也是十一天后他们必须先到夏威夷汇报以后才能回西雅图和家人重聚的原因。因此，中方适度扣留机组人员并非无理或无礼，问题在于把握扣留的正当性和范围。当中方拒绝与美方联合搜索王伟与坠毁的歼８、拒绝联合调查事故、又拒绝美国外交人员向机组人员了解事故情况时，其扣留正当性就变得极为可疑。何况中方还有其他的选择可能，比如说，如果美方飞行员及其直接助理应对当时情况负责，则专职负责侦察设备的人员可以先行放返。既不肯联合调查，又不肯区分对飞行没有直接责任的人员，这就难怪美方在危机后期把机组人员称为”人质”了。其实，从事故第一天，中方已经放弃了我在这里假设的各种可能性──北京政府根本没有提这次事故需要慎重的调查等等，就直接给出了己方的解释，以作为扣留机组人员的借口，结果，无异于向世人公开上演一次颇具中国特色的”有罪推定”法律实践。这种急于寻找借口的匆促，与其说代表了北京自信心的增长，勿宁说是因缺乏经验而心理紧张的表现。（更一般地讲，这种急于给出一个最后解释的行为方式，已成为中共维护政府威信的恶劣手段，在芳林村小学爆炸案中也有表现：朱熔基完全可以说政府决心进行严肃彻底的调查，却一定要说已经有了结论。）
不过，如前所述，如果ＥＰ－３顺利返回冲绳，则无论中方怎样坚持王伟的生命价值，美方也未必与中方配合做调查。因此，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次相撞发生在双方的军事单位之间，发生在双方之间的某种危险游戏已经进行了若干时日之后。这是事件的”认定”必然起始于ＥＰ－３在海南的降落而非王伟歼８机坠毁的时刻的重要原因，也是”未经授权进入领空”会占据我们军方领导人思考范围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习惯性地忽略人的生命价值）。了解这一点，就会明白，如果ＥＰ－３平安返回冲绳，则根本不会有任何关于王伟的消息传到你我老百姓的耳朵里；无论美国军方还是中国军方，都会不情愿谈及这样的事例。因此，这次突发事件的真实性质，应该是和平时期双方军事力量小规模日常接触中的”擦枪走火”，只要双方对这种接触有长期的默认，事前并没有通过外交途径给以预警（两国军方此前一直保持着军事外交上的交流），则事件必然会以某种外交方式结束，而且本应以某种外交方式相当迅速地结束。
那麽，为什么这次事件的处理拖延得这么长，又伴随着那麽多外交和军方的宣传？这就联系到最后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即，目前的小规模日常军事接触此前并没有获得双方的长期默认，反倒是因为这次事件才正式成为了外交对峙中的一个题目。也就是说，目前逐渐加强的这种军事接触是最近两年来的新现象，其真正原因乃是台湾问题；大陆一方面坚持并不断加强自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包括大规模增加军费、加速扩充更新军备、增加对台军事演习与训练等等，另一方面又因各种原因而不愿（或不便）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进行正面的政治军事对抗。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拖延的主要目的在危机过程中逐渐明朗，就是希望迫使美国取消沿大陆海岸线的侦察巡航，这也是延长扣留机组人员的重要动机。
这样，问题似乎成了针对美国充当世界宪兵的反霸权原则：即使双方对事故的直接触发原因和责任所在各有说辞，美国侦察机飞到自己家门口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就算是在”国际领域”，毕竟不是中国空军飞到珍珠港外，美国当然应该取消这种飞行。同理，既然这架飞机已经落在我们手中，如何归还、何时归还，主动权就在我方，并无需多加解释。但如果认识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不仅仅在中美关系，而是在台湾，则有必要做更深刻的反省。因为，这事实上是一场把台湾排除在外的关于台湾安全的角力，和国际正义的原则并不相干，倒有陷入军国主义的危险。
理论上，任何国家或区域的进步与变革，都必须依赖其内部进步力量的成长，依赖其内部矛盾的冲突与平衡。外在的暴力／武力干涉，与内在的暴力冲突一样，不可能做到以军事解决替代政治解决，也难以用强力迫使进步成为社会的有机动力，这是反对美国充当世界宪兵的正义性基础。但如果以这同一个原则衡量今天的台湾问题，则就中国大陆而言，这里的”外”与”内”都具有双重指称的意义，而大陆对加速两岸潜在的军备竞赛，则有着难辞其咎的责任（笔者关于台湾问题较详尽的分析，请见《隧道》第１３１、１３４期）。
简言之，此次事件本应多层次处理：首先剥离出人道主义因素（关注王伟失踪，接纳紧急降落，遣送对事故无直接责任人员），其次通过外交协作调查事故经过与原因，再次谈判军事接触中的边界条件和安全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习把人道因素与国族利益分离，无论原因何在，也不论是否”为国争光”，每一个生命的丧失，都值得其他社会成员的悼念，绝非一定要先确定责任不在己方，才可以开始悼念己方的伤亡。
虽然目前中美两方的谈判还在继续进行，但考虑到美国国会本星期将讨论对台军售案，而中方并不希望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强硬，则谈判顺利进展应可预期。如果做一点前景预测的话，不妨说，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班子与军方已从前一段的”面和心不和”重新回到”同心协力”的状态，只要华盛顿在北京对台北立场上保持默认，中美关系会得到双方的倾力维持，即使要原封不动地奉还迫降的ＥＰ－３侦察机，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中国一般民众如果原来还真心相信”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民族主义”正义性”，现在也应该比较清醒了。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是对邻大陆而居的不很”霸”者的霸道情绪发泄，而不是对真实强权的道义抵制。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３日
──原载【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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