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7月5日讯】 中国自古以来的思想家，对于处理国家事务，应该以什么为最急都曾经过一番深思远虑。由于资源有限，他们必须考虑：”富”和”教”两者应以哪一件为先？若用现代话说：就是”经济”和”教育”建设哪样为先的问题。大致说来，他们多半主张，先”富之”然后”教之”。
至于现代中国，自从十九世纪中期以来，被西方强国和日本一再打败，一般政治改革者和革命者都认为中国过于”贫”、”弱”，如何使国家变得”富强”，成为第一紧要问题。
记得1960年代初期，美国最出名的中国问题学者费正清(JohnK.Fairbank)和赖希和(EdwinO.Reischauer)教授等人要我替他们合著的《东亚文明史》下册《东亚：现代转型》(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一书的扉页上题字，我便写了”富国强兵”四个字。应为我们都认为，这可代表近一百多年来东亚各国改革的共同目标，尤其在中国如此。
大概要到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知识份子才迫切感到，在”贫”、”弱”之外，还有个”愚”，所以特别觉悟到”教育”的紧要。固然以来也有人这样想到了，但这以后才特别迫切。所以严复在1902年就说：我国现在所最患的不是”愚”、”贫”、”弱”么？凡是可以医治这”愚”、”贫”、”弱”的，我们都应该去做，而治”愚”尤为最急。为什么呢？因为使我们”贫弱”而不自知的正是这个”愚”。拓这个观察真是敏锐极了。他在以后八九年间都努力提倡以”教育”救国。接着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也在这方面努力过。
可是中国局势迫切，而教育收效缓慢。病急求医，只好快刀理乱麻。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在伦敦去看严复，严说：”中国的民品太劣，民智太低，即使有改革，除了一弊，又会生出另一弊端。为今之计，惟有急从教育上着手，或者可以逐渐更新吧”。孙中山却答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你是思想家，我却是实行家呀。”这次对话不但有趣，也很可说明近代中国知识份子所面临的难题，和所采取的解决办法。
到了民国初年，正当五四时期，许多知识份子觉得经济建设比教育更迫切。例如陈独秀就说过：”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直至1948年我初到美国才发觉：即使有了同样的物质环境，若是人的知识不够，经济和高度文明还是建设不起来。所以教育仍应为先。中国教育本来发展得很早，可是多不是”自由教育”。学校多事官办，图书文物都由政府垄断。
为什么单有教育还不行，必须有”自由教育”呢？
“一言堂”的教育，尤其是新闻与出版都在一党控制下，学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没有比较便没有选择。这种教育，有时比不教育还坏，应为重新教育或者再教育是最不易收效的工作。让中国赶快来促进”自由教育”吧，我们再也不能拖延了！
——原载BBC，作者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历史学家
(http://www.dajiyuan.com)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