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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9日讯】 自杀并不勇敢，刚好相反，珍惜生命才是勇敢与负责的表现。张旭成绯闻案女主角汪凤英昨日轻生获救，虽然其情可悯，但却不足为训，其负面示范效应更值得社会深思。
基于“求诉无门”、“被民进党欺骗”、“没有公道”等理由，汪凤英将七封遗书交给某杂志社后，于昨日中午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所幸其后紧急送医获救，但遗书仍充分显露其轻生厌世念头。
从人性的角度来观察，汪凤英确实处境堪怜。她勇于揭露自己遭张旭成性骚扰，后来又自愿与张旭成发生婚外情的过程，早已注定其家庭破碎、身败名裂的命运；而民进党中央刻意将性骚扰与婚外情混为一谈，不愿以高道德标准约束不分区立委的乡愿鸵鸟作法，以及未来司法审判程序的遥远漫长，更势必让汪凤英感到孤立无援、人生无趣。
但是，人生的难题不可能如此直线发展，一个人企求社会正义的方法也不可能如此简单。如果自杀就能一了百了，那么汪凤英先前的坚持与奋斗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寻短就能解决问题，则汪凤英又何必诉诸媒体提出种种严厉控诉？
张旭成到底是不是“惯性性骚扰”、“惯性外遇”甚至“下药性侵害”？这部分未来司法会提供一定程度的答案，其他指控张旭成性骚扰者若愿出面作证，或许亦有让答案提早浮现的可能。至于民进党是不是纵容、包庇张旭成？这部分社会自有公评，事实上民进党也已承受一定程度的抨击与责难。
然而，无论是司法审判、其他例证或是社会公评，都不会因为汪凤英轻生而立刻提供标准答案，而只会更加模糊焦点，让所有问题都成为公案。
死有轻如鸿毛或重于泰山，这其实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自觉深受委屈、人生索然无味的当事人，却往往无法分辨出“值不值得”的轻重价值。汪凤英勇于出面，本来具有鼓舞遭性骚扰者不再沉默的正面价值；但其率尔轻生，却是最不值得鼓励的负面示范。
珍惜生命说来容易，做来困难。有的当事人能够坚强过活、走出阴霾，有的当事人甚至可以升华而致力于性骚扰防治等社会公益。无论如何，汪凤英应该保重自己，才能让她争取的公道有实现的一天，千万不要再做出让公道永远无法彰显的负面示范。
(2001.07.10 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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