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速计算机的普及让依据新凯因斯主义总体经济模型建造的企业，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美国学术界更让人有经济组织机械化的刻板印象：拉动这个拉杆，投资就会提高；转动这个飞轮，消费就会增加──所有这些零件都平滑地啮合成一个不锈钢机心。
一九六○年大选和甘迺迪总统的哈佛故交，让一批经济学家得以领导白宫，这些人对他们的新政策工具信心满满。
就因为政府对“机械之神”的信心，让甘迺迪在一九六二年做出毫无先见之明的声明，表示在意识型态方面没有任何问题需要解决；国家面临的只是“技术问题……行政问题”。
新凯因斯主义在一九七○年代大通膨时束手无策而失宠，导致与芝加哥学派相关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复苏，在“新古典主义”的大旗下，出现许多新理论。
新古典主义和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所的“效率市场”金融理论人士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个商学院是尤金．法玛（Eugene Fama）、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和麦伦．修斯（Myron Scholes）等人的大本营，他们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和金融衍生商品的数学计算方面，做了许多基础性的研究。
到二十一世纪初期，计量经济学家攻占美国绝大多数的财经学院，以及华尔街的所有公司。
但是，新理论横扫世界，源自二十世纪初期的反对声音仍旧持续着。金融市场，至少在困难时期，并没有依照模型中的那些平滑曲线变动。
一九八七年股票市场崩盘，就提供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普遍认为市场将出现泡沫式上涨的气氛中，史丹佛大学的专家开发出“投资组合保险”。
投资组合经理人为他的投资组合设定所要的底价，如果价格开始逼近这个底价，电脑就在芝加哥市场上卖出股票期货。如果投资组合的价值跌破底价，期货市场上的收益将抵销股价的损失。
后来，市场呈现多头走势──很可能是因为有如此众多的投资人都买了投资组合保险──但是最后市场还是走跌了，而且跌到电脑依照运算法则必须“卖出”的那个点。
但是买方并不一定是电脑，不会用数学方法冷静计算出合适的价格。在这个时候，就像大多数生意人面对抛售狂潮的情况一样，大家都受到惊吓，也开始抛售。
因此，不仅没有平滑、持续、可微分的价格曲线出现，反而出现一大段一大段根本没有价格的区间。“黑色星期一”股市指数重挫二三％，就是史上单日最大跌幅。
在最近的信贷市场崩盘中，人们可以提出这种看法，认为金融模型实务确实促成财务杠杆的极端情况，这些东西已经坍塌为我们周遭四散的瓦砾。
容许我先卖个关子。基本上，大多数新古典总体经济模型的市场概念是所谓的“艾罗─德布鲁”（Arrow-Debreu）经济”。
这是芝加哥学派梦寐以求、毫无冲突、十分纯粹的一种经济。但是这种经济的特征是，所有市场都是“完整的”，即任何资产或风险部位都可以完全转换成“有求偿权”（contingent claim），例如：某种金融衍生商品。
直观的想法是，如果有定价合理且涵盖每种风险的金融衍生商品，那么所有风险都将转嫁给那些最想要也最有能力持有这类商品的人手上。
整个体系因此也变得更为稳定，并且更有弹性。联准会内部那些保守的经济学家认同这种推论──他们确实相信二○○○年代金融衍生商品激增，降低风险程度！*葛林斯潘多次发表这类言论。
而且，这种信念让他们轻忽大规模杠杆作用的累积，也放任无人了解的金融衍生商品不断激增。
p.172 *有关当时的一份详细声明，详见白宫官员凯文．华许（Kevin Warsh）于二○○七年六月五日在英国伦敦欧洲经济金融中心发表的这篇演说＜金融中介与完整市场＞（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Complete Markets）。
注意一下当时的日期：就在贝尔斯登（Bear Stearns）次贷避险基金爆发破产的二周前──接着，金融市场就开始掀起骨牌效应。
华许当然针对足够的流动性表达适度的关切，但是整体来说，他的语气告诉大家，崭新的未来已经来临，而且他根本是依据新古典主义的说法来描述“完整市场”。
基本上，信贷危机跟毫无节制的贪婪、欺骗和公然欺诈有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赚取巨额财富的机会，会让那些平常温文尔雅的人不惜践踏讲究荣誉和美德的传统观念。
更棘手的问题是，在伯南克这些聪明绝顶人士的关注下，人性的贪婪竟然还能扩大到如此的规模？答案似乎是，这群聪明人士透过一组非常特别的镜片来看待这个世界。
想法更现实的人，比如巴菲特、索罗斯和沃尔克，以及很多很多其他的人，早在二○○三年和二○○四年就看出眼前的险滩，而且他们其实在更早以前就看出端倪。
但是，经济学家透过主流经济和金融学派的神奇眼镜去看这个世界；在他们眼里，市场似乎成为他们的天堂，而且这个世界再好不过。@(待续)
摘编自 《大师的智慧：巴菲特、索罗斯和沃尔克教你洞悉市场的真相》 商周出版社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