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我们来想像，尽管方法论有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坚定于我们所加诸的“显示的道德”途径。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而且这是下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强制计算“源于”市场的折现率大约6%），长期的、实质的（例如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低风险的消费，或其他贷款（例如美国或英国的政府公债）的利率，50 年只有大约1.5%，比长期投资报酬率大约5% 到6% 来得低很多。
有太多与风险和不完美的资本市场有关的原因，会造成不同的利率，其中包括资讯或风险型态的多样化、投资者或金融家的特殊情况等等。而如果它们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学到什么？事实上，消费贷款上无风险的实质报酬率──是1.5%，而非分析人员经常采用的6%，包含了更多相关的讯息。
这是因为我们使用一种社会福利的计算方式，来比较不同的路径，这个方式是从无限期的未来的消费效用来看，所以是对消费的偏好，而非投资报酬的偏好，而这些偏好正是选定社会价值时争论的焦点。
再者，无风险的利率应该更为恰当，因为不确定性已经直接且明确地包含于模型中；因此，它不应该透过折现率，个别地被隐含在内。即使如此，尽管它比其他利率更为恰当，这个被观察到的1.5% 的利率也无法解决世代间价值的问题。
第四，这也很重要，那就是这里有许多相关的财货与劳务，其中最重要地，包括环境的财货与劳务。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讨论都没有考虑到，不同财货间的相对价格，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中，出现极大地变化。
如果我们投资于传统财货并且忽视气候变迁的话，我们将会有较多的传统财货，以及较少的环境财货与劳务。因此，相对于传统财货，环境财货的价格可能会大幅提高。
有些人经常忽略这个重点，因为他们认为，即使未来气候变迁的损害很严重，现在最好的策略不是投资于降低排放量，而是将资源投入其他的投资，若有必要时，再用这些收益去因应气候变迁。假如我们真的照他们的建议去做，并且在未来某个时期，试着“矫正环境的损害”、“购买环境财货”，或者“花钱解决我们所制造的环境问题”，这样做的成本，将会大幅高于现在就采取预防性行动的成本。
如果我们只考虑消费财货的折现率，而忽略其与环境财货的折现率之间的差异，我们就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错误。简而言之，当财货不是只有一种时，“投资到别处”这个论点，不仅误解了这个基本的理论（事实上是基本的选择），更忽视了气候变迁的许多损害来源是不断累积的，以及其不可回复的特性。
有一个“投资到别处”论点的说法，把在气候变迁上的投资，视为是一种投资经济发展的替代方案，而主张将资源用于其他计划，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像是对抗疟疾或增进水源的取得──这个立场的荒谬，在此应是相当明显地。
当然，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目标。然而，主张我们应该选择投资这些目标而非气候变迁，犯了一连串逻辑上的错误。首先，气候变迁与发展计划会相互影响，因为气候变迁会损害经济发展，因此将这两者分开分析是一种错误。
第二，气候变迁是一种外部性，同时是一种市场失灵，因此矫正这种错误应该能够替社会带来净收益，而不是净成本──我们为何不藉由矫正市场失灵，获得这些收益？留给未来世代改善的环境和较少的其他资产，可以让未来世代的生活更好，且不必让目前世代的生活因此变差。
再者，气候变迁的策略，不能被直接类比为道路或水资源的计划，那些计划可以在既定的公共预算中，被当作个别的投资计划来分析。对抗气候变迁的资源，必须来自所得的所有面向，尤其是消费这个面向，因此它不能被视为公共投资预算的一部分，虽然许多作者在提出气候变迁的挑战时，都试图将它描写成，仅仅是另一个公共投资分配的问题而已。
还有，气候变迁的投资与社会整体的风险有关，而非只是狭隘的单一投资计划，而且其大小以及与其他风险间的关系，也必须被明定于社会决策中。对于这个论点逻辑谬误的讨论，还可以继续下去──这里还有多重层次的混淆。这样的论述在分析上根本站不住脚。
总的来说，这个途径的逻辑，试图从市场利率和报酬率，读出评估气候变迁影响的社会折现率，而因此在至少四个基本的面向上，犯了前述的“严重的分析错误”。除了直接地检视道德标准之外，没有其他合理的替代方案。
来自市场的资讯与来自决策者实际决定的资讯，有一些相关性，但是在运用时必须仔细了解：证据背后的决策本质，包括这个决策是谁做的，以及在什么时期做的；市场的结构，包括市场的不完美；风险的要素；以及最后，检视的是哪些财货。
然后我们必须考量，所有这些事与讨论中的道德决定、价值之间的关联。而且我们必须认清它们之间最深刻的大象陷阱，也就是我们正于非常不同的途径之间做抉择，而折现率是视那些抉择而定的──它们本身不会主导那些抉择。往往在讨论折现问题时，经济学家对于这个逻辑的细节都是恣意妄为的。@(本文结束)
摘编自 《全球新政：气候变迁下的世界经济改造计划》 如果出版社 提供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