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晓宇编译报导）日前，美国安能伯格通信新闻学院（the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ism）院长威尔森（Ernest J. Wilson）在博客新闻网站Huffington Post（赫芬顿邮报，号称互联网第一大报，其流量超过《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对于谷歌事件，大多数媒体重点报导其对中国市场和中国政治的影响，实际上谷歌事件对政策创新的最大影响可能发生在美国。
威尔森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一个新的、主要的大趋势正在悄然拉开序幕。文中写道，现在主导美国经济的高科技公司，如谷歌和其它庞大的信息通信（ICT）公司，在外交事务中一直没有起到他们应有的作用。但现在，谷歌带头走出来了，并对中国这个有争议的“强国”采取强硬的立场，我们也许能见证美国国际关系的新阶段：可称为硅谷新外交政策。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反映了所在时代核心经济部门的观点。在整个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农业利益集团主导外交政策，最大的辩论就是进出口农产品的关税。在工业时代，美国的钢铁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国际收割机（以及他们的银行家、说客）等大公司都是国会大厅、华盛顿DC的游说社团、外交关系理事会和各智囊团的重要参与者。
在当今的信息经济中，内容生产商包括电影制造商、软件公司、游戏、教育服务等统治着市场。然而现在这些经济巨头在国际事务中却不像他们的农业和工业前辈们那样有份量。其中大电影公司可能是个例外，在影视界，由瓦伦蒂（Jack Valenti）等传奇人物领导的美国电影协会，他们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后，其游说技巧最后帮助重写美国版权法，将版权持有人的特权延展到国际范围。即使如此，它也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在海外生效。与此同时，在硅谷，微软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力，但主要是通过盖茨基金会在发展中国家的知名度。高科技大公司如微软、英特尔和思科等，它们对主要外交政策的关注，大部分是常规问题，如市场准入、安全、私有化和知识产权等。总体而言，华盛顿外交政策大厅还是传统学校。一个明显的指标是：汽车行业仍在华盛顿保持很多的游说办事处。而两年前，谷歌和其它信息通信技术公司在华盛顿有办事处的不到12家。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信息经济部门的新竞争者对外交事务完全放手，他们在华盛顿不太露面，原因有多方面。首先，对于硅谷公司那些冒险的创始者们来说，与政府打交道充其量是件不得已的事。第二，华盛顿与硅谷3,000英里的空间距离，使华盛顿的国会议员和他们的机构负责人处于硅谷的视线之外，根本不会想到他们。第三，无需卷入外国市场，满足美国当地的需求已经有足够的挑战性了，即便是外国销售明显对总收入和利润贡献越来越多。
所以新的数码行业的领导者，或其高级职员，很少屈尊与纽约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或洛杉矶的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会面。最后，数字媒体公司就成为最多样化的一个群体——有像思科这样的设备制造商，微软这样的软件制造商，和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公司。英特尔生产芯片，戴尔生产电脑。这可不是爷爷辈的底特律，都是一大群汽车制造商，对于希望华盛顿制定的保护主义和促销政策，他们能够更容易的达成一致意见。
硅谷数字经济的怯懦所产生的后果是，美国的外交政策议程无论在基调或在实质上都没有改变。但现在，如果其他主要内容制造商跟进谷歌，硅谷大公司的战略和外交重心可能最终符合他们的经济份量。当然，传统的问题如军事战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等永远是一个国家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但是，往前一步，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系列的变化，表明美国外交政策已达到一个拐点。
首先，在实质性问题上的改变。显而易见，高科技公司正涉足各方真正敏感的问题——包括信息自由，言论自由等日益成为国际政策议程中心的议题，部分原因是那些打破边界的技术如推特（Twitter）和博客技术把这些问题逼到这一步上来了。
第二，流程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谷歌想在敏感问题上采取大胆的步骤，而这些敏感问题在某些方面正包抄奥巴马政府。有趣的是，在一篇长期计划好的关于国际间技术问题包括互联网的讲话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使用了最严厉的措辞指责中国领导人。我们不得不假设谷歌的独立行动推高了她话语的温度，中国领导人同样注意到了这些，于是借干涉中国事务的名义炮轰美国。
第三，谷歌的行动，促使那些认为自己在这些问题上利害攸关的团体开展大量对话，这些团体包括人权组织、智库、大学和大公司。新的多元利益群体如国际网络促进协会（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GNI），多年来一直在悄悄地寻求如何调和公司和人权组织的不同看法，现在它们可能会感到更有信心，在接触美国外交政策时也会更有主见。
现在只能想像未来的硅谷新外交政策的轮廓和内容。但是经济信息和通信巨头们将如何寻求其国际利益却值得关注。他们的新动向对贸易政策、安全事务、区域政策意味着什么？这是否会巩固政府的公共外交政策，抑或使它们更不相关？继续关注便可了解。
人们一直在关注谷歌的行动对中国的影响，实际上谷歌事件对政策创新的最大影响可能发生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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