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9日讯】中共面对中国经济无知且霸道。
Flv下载观看 WMV下载观看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上期节目中我们谈到了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中国的高税收、低福利。今天我们再谈一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迅速的另一个原因。也就是中国模式中的另一核心之谜，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发展如此之快。
草庵：谈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很多西方国家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之快很迷惑，他们无法找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和理由。他们也非常困惑。如果我们了解中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在计划经济的培育中形成的劣根正在于对政府的依赖性。政府也早已习惯但当父母官的角色，历来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人民的大救星。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改革之后的今天，总习惯于替人民当家作主，也总是认为人民欢迎政府替他们当家作主。这种上下公有的劣根性就促成了今天政府合理合法用行政干预的手段对市场进行瞎指挥的局面。但从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情况看，最成功的不是政府直接管理而产生的效率，而是政府在开放中放弃直接干预和管理，只用立法与建立市场规则的方法开放市场的领域。
伍凡：第一次的开放是政府放弃了用集体的、公社、大队的直接管理方式，也允许农民进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村改革。这一改革首先解决了全国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同时逐步解决了十三亿人的吃饭问题。为什么强大的人民公社、三级管理会让农民连自己的肚子都吃不饱，而放开不管之后反而吃饱穿暖了呢？因为政府不是神仙、市场也不是政府应管的事，只要政策对头，市场自然会调动劳动生产力的积极性而调节生产的能力，并让投资人获取更高的收益。应该说中国改革的成功首先于解放了广大中国农村的生产力。
草庵：第二次的改革开放是政府放弃了对城镇中小企业的直接限制与管理，允许在城镇中的中小企业套用农村的承包制，解放了大量的非资源、垄断性企业的生产力。这种大规模的简政放权是逐步放弃商品计划管理的前提，因此逐步改善了商品供给的短缺性波动，让计划管理的商品品种不是增加二十越来越少了，并且逐步实现了取消票证供给的约束，实现了商品的自由流通、和过剩中的价格下降、以及对落后产品的淘汰。如今天市场中几乎已看不到当年凭票供给的肥皂了。
伍凡：在这个放权过程中，很重要的是放开了对非经济的管制，首先是允许了个体经济的存在、打破了国家与集体一统天下的就业安排，让人们可以自由的选择就业与创业的方式投入于经济活动。这个放充分证明的是，国家与政府‘靠管靠包’是既管不了又包不下来的，而‘放开’更从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到一百人雇工、和无限制的雇工的过渡，变成了党文件中的毫不动摇。可见对生产力的解放不是来自于管制，而是来自于放开。
草庵：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的大炼钢铁并没有解决中国的钢铁生产问题，而取消了冶金部等各种对钢铁等生产的政府管制之后，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钢国。可以清楚的看到， 中国的纺织业没有在多个部委的管理与政府多个棉纺、纺织的工厂大量投入中解决中国人的穿的问题。但是没有了这些管制之后，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生产国，不但满足了国内的需求也提供了大量的出口，更提供了大量的过剩产能，让政府不得不去削减与压锭。同样的例子还在工业、矿产、汽车、机床、建材、民航等等。所有取消政府管制的领域中，呈现了生产力被释放的巨大成功。曾被称为市长第一要务的米袋子、菜篮子的问题，并不是在政府加大投入后解决了，反而是政府不再管制的条件下解决了。每个城市市长必须优先解决种菜问题的错误战略，早就被异地的蔬菜基地外送而打破了。这也证明，政府管制的能力有限，各自为政也破坏了经济一体化的优势与互补，政府既不是全能的，更不是万能的，尤其不是都正确的。
伍凡：反之，我们再看看有政府管制的领域是如何呢？中国的粮食种植开放了，于是生产上去了、丰收了，但粮食的价格却无法稳定，因为没有放开收储与流通的领域。中国的煤炭生产放开管制之后生产上去了；加强管理之后形成了巨大的国进民退，生产反而下去了，价格上去了。中国的银行业被垄断、证券市场靠审批，结果都无法满足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可见非公共事业的生产性领域中，凡是政府放开的都是发展和成功的，凡是政府试图靠非市场化的政府管制的方法来强制干预或直接管理的都是发展缓慢、发展畸形，或说几乎是失败的。市场经济相对计划经济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开放程度更高的自由相对管制与约束下的审批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相比之下，政府管制和期待于靠政府管制，来发展经济型事业或市场的想法，都必然是失败的，结果是最差的。
草庵：市场经济并非全能，开放的市场也会有其失误，如产能过剩的问题、恶性竞争的问题、价格波动的问题等，都会让消费者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让市场出现资源的浪费和淘汰。但这靠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是可以解决的，无非是要有一个时间和周期。但中国的政府与民众似乎从来就不承认这个周期，也不想看到这个周期，而只希望市场永远只开放其笑脸的一面。但靠政府的调控与干预，就能解决这些市场中所犯的错误吗？政府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相反，政府越干预，问题越严重。
伍凡：看看中国的房地产吧。 1998年的房改市场化，成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由于政府并未像其他产业的生产一样放开土地──即生产原料的市场化供给，因此房地产自2003年之后就成了中国唯一一个严格被政府审批与管制的行业。自2003年之后，每年政府都试图用强有力的调控手段出重拳、打出组合拳，来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无处不在的“监管”，并严防死守价格关。但结果却是不但没有促进生产、供给的平衡，不但没有靠供给来保持价格的平衡，也没有像其他放开的商品自行从计划走向了市场，让收入与价格更趋于合理，没有获得民众的赞扬。
草庵：毛病并不是出在市场上，而是出在政府的管制上。一是出在对土地的管制，二是出在对资金的管制，三是出在对价格的管制。最大的问题更在于政府没有将最大的工作经历，集中于政府应承担的提供公共产品上，而是将主要经历放在从市场中捞取最大的利益，并试图靠管制而限制价格。没有人反对政府对市场应进行有效的约束与监管，但这要用法律与规则来约束与监管，而不是不断的用行政的审批、行政的约束来直接指挥，尤其是将公权力介入于私产的分配之中。
伍凡：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也就是所谓的谜底，其实很简单，只要中共放松了管制，这个行业就会快速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不是中共的成绩，而是由于中共正在民众的压力之下不断放松管制产生的，是百姓的力量，而不是中共的成就。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三十，不过是在人民的逼迫之下不断放弃管制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就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所以，中国模式不可能在全球推广，也更不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今天的时间到了，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