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0月05日讯】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鼻祖，也是舞文弄墨的高手，因为对莲花的独爱，留下了一篇文字洗练、持论雄辩、极富激情的《爱莲说》。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视而不可亵玩焉。”如此传神而饱含爱意的描写，不由得让读者随著作者的笔触对那一株生长在水中的植物神往起来。
稍微有点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作者为了正面描述莲花的可爱，连续不断地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淤泥的污浊与莲花的清纯，招惹人的清莲与内敛自守的素净，简约与枝蔓，远视与亵玩，等等，以此来证明所爱者无可匹比的品味。“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为了表达自己对莲花的独爱，作者竟不无挑剔地直陈莲花之外的各花的缺陷，对莲花之外的群芳的评价似乎含着苛求，譬如认为牡丹为花中富贵者，大概是因为牡丹的大红大绿，涉嫌招摇和趋炎附势；由于周敦颐是正宗的儒者，他教人入世，对陶潜这类隐士的人生情怀与生活道路自然不大予以认同，故因人废物，对陶潜雅好的、不能入选儒家群芳谱的菊花也划入另类。尽管事实上，菊花并非隐者的专爱，许多以天下为己任的壮夫也对秋日那一道极富魅力的风景表现得十分神往，杜甫的《秋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即是一例。
更有甚者，周敦颐似乎透出一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孤傲，“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立于荷塘，环顾周遭，同好者还有谁？尽管古往今来，爱莲者甚众，作者怎么会有同道者少的感觉呢？这与其说是武断地将同道拒之门外，还不如说是对人心不古、“高处不胜寒”的感叹。因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世人都爱牡丹去了，他们都受牡丹大红大紫的诱惑，趋之若鹜，池塘周围冷冷清清，只留下了周敦颐独步莲池的身影。
据史料记载，周敦颐的确对雅丽端庄、清幽玉洁的莲花达到了酷爱的程度。他为官时期，曾在府署东侧挖池种莲，取名为爱莲池，池宽约有十丈，中间有一石台，台上有六角亭，两侧有“之”字桥。盛夏时他常漫步于池畔，欣赏着缕缕清香、随风飘逸的莲花，口诵着自己写的《爱莲说》。自此莲池名震遐迩。
“莲，花之君子者也”。显然，“君子”在此是借花喻人，将莲比作花中的君子，使莲具有象征君子美好品德的意义。与君子相对的是小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高尚的道德，君子是理想道德人格的典范。周敦颐性情朴实，自小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平生不慕钱财，爱谈名理，他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他虽在各地作官，但俸禄甚微，为官几十年，淡泊名利，一心为民，莲之品格正是他不肯阿谀权贵的写照。
周敦颐以莲寄托自己的心志，对真理和信念有一种执著的坚持，在喧嚣的尘世中始终葆有一个独特高洁的自我，像莲花一样洁身自好，不染纤尘，彰显君子的风范。他为官“政事精绝”，宦业超群，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有仙风道气。既因坚持正义，不愿苟同权贵而曾递上辞呈；也可为官多年，保持清廉勤勉，深受百姓拥戴。
其实，中国古代有很多文人君子追求真理和道义，崇尚高层次的精神境界，重视自己的人格修养。他们不为物欲和各种世间利诱所动，不趋炎附势，不与恶浊势力同流合污，始终保持自己的真我本色，心怀天下，其文品亦如人品。
现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乱象环生，失去了精神寄托的中国人，思想就像脱缰的野马。而中共为了确保自己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不被动摇，以各种利益为诱饵，使中国人滑入道德的深渊：毒奶粉、地沟油、动车追尾的黑幕、包二奶、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活摘器官、房屋强拆，甚至官方雇用黑社会截留访民，无一不与利益有关，无一不与人的道德的堕落有关。如果当今的中国人稍稍能够像周敦颐独爱的莲花那样洁身自好，如果更多的中国人能有点周敦颐独爱莲花那样的精神贵族气质，现在的中国社会应该是另一番景象。
《爱莲说》独爱莲，不是为一花独放排斥群芳，而是心无旁骛，清净无为；《爱莲说》独爱莲，不是清高，而是自好；《爱莲说》独爱莲，不仅因为鄙弃人心不古，更由于坚守心灵深处的高贵而深感高处不胜寒。有道是：人生如莲花者，乃末世之觉者也。@
（责任编辑：何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