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1月05日讯】根据路透社报导，欧洲精品集团Gucci与美国的珠宝业者Tiffany以中国国有银行与中国仿冒业者有业务往来为由，不约而同地向美国联邦法院状告包括中国银行、中国招商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纽约分行，要求这几家银行必须冻结仿冒业者的存款，并交出相关客户的往来资料。
一位好的律师必须为困难的官司找到出路，很显然地Gucci与Tiffany的律师正在做这样的努力。因为中共多年来屡屡喊出打假的口号，但仿冒品却是越打越多。这些名牌厂商在中国的智财权官司往往无疾而终，于是律师们另辟途径：把战场拉到美国法院。这个方法如果成功，将来能够循线求偿的不只是那些知名品牌厂商，也包括一切被中共迫害，有求偿权的民众，因此这几个案件的影响深远，不可小觑。
求偿新路径，环环相扣
Gucci集团旗下的Gucci、Balenciaga、Bottega Veneta和YSL四个品牌近日向纽约州南区法院共同提出的民事诉讼，目标是架设在中国的一些仿冒品网站。由于网站无国界，Gucci的律师用网站来建立美国司法管辖权，的确是一个聪明的办法。结果如同预料，官司赢得很轻松，因为仿冒业者根本不会到美国法庭来应诉，于是一造辩论判决，法官不仅发出禁制令命令仿冒业者停止生产与出售仿冒品，同时判定这几家名牌商可以得到780万美元的赔偿。
但官司虽赢得容易，接下来如何拿到赔偿才是真的挑战。仿冒业者把钱藏在中国，中国法院又不认真执行反仿冒的工作，这些知名的品牌业者即使拿到一个美国法院的高额判决，也只不过是一纸华而不实的判决书而已。于是这些律师又把脑筋动到为仿冒业者藏钱的中国银行。打民事赔偿官司当然要找口袋够深的被告，中国银行的口袋当然够深，而且这些中国银行在纽约都设有分行。分行与总行是同一个法律实体，告分行就等于告总行。既然于法有据，Gucci案的法官下令要求中国银行的纽约分行把仿冒人的资讯和存款交给Gucci。
在Gucci行动的同时，Tiffany也对中国仿冒品网站提出相似的诉讼，同时要求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及中国工商银行交出仿冒业者的银行账户资料。但这些中国银行找到了反击的依据，拿出海牙公约主张Tiffany应诉请这些银行的中国总部而非纽约分行交付资料。目前Tiffany案子还在诉讼中，最后胜负还未定。
其实这两个名牌集团的律师心底应该很清楚，没有先冻结仿冒业者的存款就开始打一场远距离的官司，最后的结果只会是一场空。尤其是银行存款，脱产移转只是弹指功夫。那么这些律师又为何要打一场不会有结果的官司？答案是：打基础。因为美国是判例法国家。一旦有了判例，以后这些名牌集团只要能够建立司法管辖权，就有机会直接从中国银行在美国的分行求偿。剩下的只是一个前置动作──发起法律行动之前先在中国提出一个扣押仿冒业者资产与存款的诉讼。成功冻结了资产与存款之后，再在美国发动求偿诉讼，最后从中国银行的美国分行拿钱──就跟刷存折一样容易。
如果这样的案例成功了，以后名牌厂商就可以跳过令人沮丧的中国法院，在美国起诉并获得赔偿。而且美国的法院赔偿金绝对比中国法院的赔偿金判得高，对仿冒业者的吓阻作用也就更高。但回过头来看，迫使这些律师走迂回路线的其实是中共。如果智财权的官司能够在中国依法遂行到底，这些律师当然会选择中国的法院而不是美国的法院。如果法院也算成一种品牌，那中共搞出来的法院就是一种次劣品，不受国际律师青睐。这样的诉讼越来越多，中共的脸面也就丢得越大。但更多的案件还等在后头，这样的求偿案例一开，影响只在知名品牌与仿冒业者之间吗？
仿冒扼杀中国品牌
花大钱请律师的这些名牌厂商，其实每年花在广告的费用远超过法律项目的费用。诉讼费用不过是广宣费用的九牛一毛。胜败的结果也不是这些厂商最在乎的事，因为中国仿冒品市场的那些消费者，从来不是这些厂商心目中的潜在客户。诉讼是无奈的，因为知名品牌必须保障自己品牌的高贵，必须竭力避免品牌被“便宜化”、“普及化”。
奢侈品厂商的企业精神不在于“奢侈”，而在于追求人类工艺的顶极化表现。那些仿冒品只追求形似而欠缺该项工艺的内涵，但人们乍看之下难以分辨，只会觉得LV，Gucci满街跑。在真假莫判下，泛滥会使高雅成庸俗。这是品牌业者的恶梦。但仿品的出现也是一种特殊宣传，何况仿品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买假货的人一样看不上。令人不解的地方就在这里，既然仿品的技术不低，为何一心扑在欧美品牌的阴影下，何不自创品牌？
如果从经济面上来看，形成一个品牌需要时间，这些欧美精品很多都有上百年的传承与信誉累积，这是还在代工水平挣扎的中国产业所不能及的。急着捞钱的仿冒业者于是宁可搭便车也不愿重新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如果从追求顶级工艺的角度来看，短视近利的人又岂有愿景？于是仿冒品越泛滥，中国品牌的前景就越黯淡。中国人口在世界占了五分之一，但在精品的世界，却连一个品牌也喊不上来。不但喊不上来，中国对于欧美名牌的着迷程度，光看仿冒品如何泛滥就能得见一二。
持续的仿冒只会扼杀中国自创品牌以及创意产业。但中共不在乎，旁人也不必心焦。何况中共怠于执行反仿冒工作、法院与法律的保障形同虚设的结果，逼使精品厂商雇用刁钻的律师另辟法律求偿途径后，一切被中共迫害的民众，尤其是立刻可以建立国际管辖权的“灭绝群体”、“强迫失踪”等罪行，自可在讲公义的法庭起诉，然后拿中共设于海外的银行为标的求偿。
品牌保护大战最后可能兼顾了人权。这虽不是品牌商的最初目的，但法律就是这么一回事，它自有生命，在意料之外的地方开出一朵让人惊艳的花。◇
本文转载自《新纪元周刊》第245期【逍遥法中】栏目(2011/10/13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