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2月14日讯】中国传统的除夕，是中国家庭团聚的日子。我在一生中度过两个印象最深的除夕。一个是在劳改队里，那是1970年，领导号召过一个“革命化的新年”。于是，我们劳改犯只得按时出工，干的活是积肥，中午发给我们吃的是马肉包子，一共干了六个小时，总算是提前收工了，看来当队长的也不愿意在除夕这一天长时间地看管犯人出工啊！
时间飞快，41年过去了。我又遇到一次难以忘怀的中国新年。瑞典南部一个城市的基督教组织和我商定，在2月2日这一天的下午，来车接我去他们城市做一个题为《一个真实的中国》的演讲。我事先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把供展览用的几十块展板内容充实了一下。
到了该市大教堂以后，开始布置展板。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做的工作，也就是把展板有次序地陈列整齐罢了。主持人致欢迎词和念一段圣经之后，就请我做讲演。我感谢大家的盛情邀请，简单地自我介绍以后就转入正题。
以下就是我的讲演内容：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美丽的大国。凡是没有去过中国的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够抽时间去看看。我赠送给大家几本去中国的旅游指南。我相信去过之后都会感到很满意的。但是大家在旅游途中绝对看不到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中国。前几年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访问中国以后，瑞典媒体也”考问”过公主：“你知道中国的死刑执行人数占世界第一位吗？”“你看到他们使用的酷刑吗？”“你知道他们采取的新闻和网络检查制度吗？”“你了解他们猛增军费开支和大力扩充军备吗？”“你知道他们对各种宗教人士的镇压和判刑吗？”等等。
事实上，外国人作为旅游者来访中国，会被安排在高级宾馆里，吃可口的中餐，游览长城、参观兵马俑等名胜古迹，加上中国百姓对外宾一般都很礼貌。因此，一两周下来，旅游者会对中国的印象非常好。中国也的确值得一看，人们不会后悔的。但是，旅游者绝对看不到中共当局不想让看见的东西，你们连到那里去的机会都不会有。
中共政府善于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比方你说，听说中国有宗教信仰的人很不自由，往往遭到镇压，是吗？他们马上会回答说：哪里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不信你看：我们这里有天主教堂、基督教堂、佛教和道教的寺庙，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等。连布什总统访华时都去过教堂做礼拜哩！不信你可以亲自去看看！事实上，作为无神论的中共，要把所有的宗教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比如，他们的基督教有所谓的《三自爱国运动》，做祷告时要说：我们今天生活得幸福，是由于主的恩赐和共产党的好领导。他们让一批党员隐瞒党员身份，把他们安插到各种宗教的领导岗位上。他们自己任命天主教主教，不承认罗马教皇的领导和任命权。对于西藏达赖和班禅喇嘛指定的转世灵童他们不但不承认，而且把他们关起来，另外指定一个孩子作为转世灵童，这样的做法怎么能使西藏百姓信服呢？对于他们自己控制不了的团体，特别是法轮功，他们就残酷地镇压。采取一切可能的酷刑折磨他们，迫使他们转化，拒绝转化的被判长期徒刑，甚至被活体摘除器官等等。关于这方面，瑞典报纸也有详细的报导。
同样，如果有人说，听说你们虐待监狱里的犯人。他们会马上建议甚至带领你去参观北京市的模范监狱，而且会告诉你，共产党对待犯罪份子是非常人道的，不打不骂，尊重人格，改造他们的思想，让他们重新做人。看，他们的衣服和被褥多么干净！他们的生活很有规律。不要相信海内外的反华势力的造谣。事实上，你能看到的仅仅是百分之一的“典型”，是供展览用的“花瓶”。而其它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劳改队你是根本去不了，也看不到的。
总之，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共政府是一个撒谎成性的政府，它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问题上几乎都要撒谎，这是很可悲的现实。
接下来讲到计划生育问题。控制人口问题的确很重要。但是，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呢？是毛泽东的错误。当时中国的人口是六亿。中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曾提出，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可是，毛泽东批判他说：有的人只看到人是消费者，看不到人首先是生产者，他们创造财富。因此，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口越多越好。于是，马寅初立即遭到批判，被说成是“新马尔萨斯人口论”。他被解除一切职务，过着屈辱的生活。由于毛泽东的威信，他的说法鼓励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积极生育，以至于人口严重失控。短短几十年，人口从六亿猛增到十三亿。
由于中国人口失控，中共在八十年代初就提出计划生育，但是执行得很野蛮。许多事情是大家从未听说过的。如果是计划外生育，一旦被发现就面临强行人工流产的危险。如果侥幸生下了孩子，那么结果更可怕，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包括降职降薪，罚款、党内处分直至开除党籍，而且新生儿不给报户口，无法入托和上学，一辈子当“黑人。”
善良的人们可能想像不到，中共利用精神病院来迫害思维正常的百姓。我的一个朋友有过这样的悲惨遭遇。她响应共党的号召，晚婚晚育，直到30岁才结婚，31岁怀孕生孩子，是第一胎。她当时在幼儿园当老师。她的领导对她不满意。当她产假期满去单位上班时，告诉她说没有她的位置了。愿意干的话，可以去打扫卫生，当勤杂员，工资也相应地减少。她不同意，只好上访，矛盾逐步升级，结果她不得不到省政府门口高举标语牌，说明自己的冤情和诉求。过了几天，从省政府的信访办里出来一名工作人员，对她说：“你进来吧，今天我们解决你的问题。”她本来就是为了寻求解决问题而来的。她就进屋了，等了不到五分钟，突然进来四名穿白大褂的男子，把她强行拖进一辆汽车，直接把她拉到精神病院。整整一星期，没有通知她的亲属。在精神病院里她遭到了可怕的迫害。给她强行灌药，拒绝吃药就把她绑在病床上，威胁使用电棍电她。故意把她安排在房间的中间，四周都是精神病患者。那些人不停地骚扰她、打她、掐她、拽她的头发，她根本不敢睡觉。被褥上有许多别人例假的血，脏极了。
后来，她请求一位前来看望患者的家属，打电话通知她的家人，家里才知道她的下落。她的两位哥哥和一个姐姐前来看望她，几乎不认识她了。于是他们找院长谈话。对方说，放她好办。只要她在保证书上签字就可以了。她要答应三个条件。一是承认自己错了，保证以后决不上访。二是不准会见记者。三是不准把在精神病院的遭遇和所见所闻透露出去。她很倔强，自己没有错，为什么要写保证书承认错误呢？于是对方说，那么就让她呆在里面吧，我们是组织，为她花费几十万元我们负担得起！就这样，她在精神病院被关了四年（听众一片惊呼声）！她在病房里偷偷地记日记，亲眼目睹了三十多位和她类似的所谓“患者”，多数是上访者，不少是法轮功学员，都是正常人。
精神病院允许她请假，星期六和星期日可以获准回家照顾孩子。就是随着这个孩子的出生开始了这位母亲的灾难和噩梦，她邀请我们到她家做客，她做得一手好菜。她讲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我的前妻和她相抱而泣。我们离开中国时，她和丈夫一起到火车站送行。
又过了一段时间，她决定进京上访。和许多天真善良的老百姓一样，她总是幻想着在北京能够找到说理的地方。可是，到了北京不久就被公安局找个借口把她抓了起来。说她犯了流氓罪。我们在国外为她疾呼，把整个事情经过曝光。结果，她被判处八个月的徒刑。
就这样，她的一生被毁了。中共当局始终回答不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她究竟是不是精神病患者？如果是，为什么要判她刑？如果不是，为什么要关她四年？
这样的悲剧比比皆是，她的不幸遭遇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
接下来，我讲讲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件事。瑞典报刊有过多次报导。中国女子李建红，是一个地理学硕士，未婚。父母都在上海，均已退休。她应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文化局的邀请，来到瑞典工作了十八个月。期满后应该回国了，她经过香港回中国，却两次被海关扣押，不准她入境，也不说明任何理由。她只能猜想，可能是因为她在瑞典期间在网络上发表过批评中共的文章。这样，无路可走的她不得不返回斯德哥尔摩申请难民身份。很快获得了批准。她多次到中国大使馆门前抗议，要回家的权利。她说，如果中国政府认为我犯法了，应该把我抓起来，如果经过法律判刑一年或十年，我也认了。这样不让公民回家是违反中共当局自己制定的法律和宪法的呀！
中共政府这样做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这类例子很多。大家可能听说过上海冯正虎的遭遇吧？一个合法的中国公民，从日本回上海，连续八次不让他入境，他不得不在日本机场逗留九十二天。简直成了一项吉尼斯新记录了。
在休息期间，与会者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我带去的几十块展板。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素材都取自瑞典的报刊，只有一篇来自英文媒体，是BBC关于高智晟的最近情况的报导。休息结束，听众开始提问，其踊跃程度也使我振奋和感动。
问题1. 讲讲你的被捕罪名和在监狱里的生活和经历。
答：我出生不久，父亲病故，两年以后，妈妈被日寇汉奸枪杀，当时她年仅二十岁。三岁的我成了孤儿，我的外祖母照顾我长大。我因为学习成绩优秀被送到莫斯科上大学，1960年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回国。当时我非常热爱共产党，回国以后，强烈感觉到党的路线有严重问题，就写信给毛泽东，对他的错误提出批评，结果因此被捕入狱。又由于在监狱里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断继续上书给党中央，表现得顽固不化，结果被判处长期徒刑，投入劳改队。
中国监狱和劳改队与瑞典监狱和芬兰监狱绝然不同。犯人必须承担沉重的体力劳动，完不成任务要受到惩罚。
说到在劳改队的经历，真是几个小时也说不完。仅仅举几个例子吧。
有一次，我们在零下二十度以下的室外作业，任务是挖砂子。挖出来的砂子堆了很高，像一座小山。有一个姓金的朝鲜族青年，不知犯了什么错误，被处罚站在砂子堆上。在寒风凛冽的高坡上，本身就很痛苦，可是另一个年轻犯人给队长出主意，罚他单腿站立，所谓金鸡独立。那个朝鲜族青年怀恨在心，就暗藏了一把锋利的镰刀头，晚上睡觉时，他拿出镰刀朝着那个年轻犯人的头部连砍了四刀，然后逃出监舍，投井自杀。第二天政府派了十二名犯人不停地戽水，直到把井水戽干才把死者打捞上来。我还见到过批斗一个犯人，把他的头发吊起来，吊在横梁上。那是很危险的，据说弄不好，可能连头皮都拽下来的。
一个犯人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地主。他对我讲他死里逃生的经历，土改运动时，凡是地主，都要开批斗会。台上一个人问：他坏不坏？应该怎么办？该不该杀？台下人异口同声说，坏，该杀！于是就把他吊了起来，他马上失去了知觉。后来来了一个领导干部，他说不可以这样。应该公审他，进行判决，决定该不该杀。这才把他放了下来。他醒来后说，吊了上去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通过审判，他被判无期徒刑，发送到东北劳改，和我在一处服刑。
为什么中国死刑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九十？是不是中国人特别坏，才需要判这么多的死刑呢？当然不是。一方面，是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决定的，对中共的敌人要冷酷无情，残酷打击。另一方面是因为杀人有利可图。在这里我先举几个例子。
张志新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的妻子江青，就被抓起来，让其他女犯人监视她，虐待她，据说她的头发几乎被拔光了，还遭到过工作人员的强奸。最后她被判处死刑。可是在执行死刑以前，强行割断了她的喉管，然后用一块白毛巾裹住脖子。目的是防住她喊所谓反动口号。
下一个例子是钟海源。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被判处死刑，囚车开往法场的途中，一名医生突然用器皿顶住她的腰部，不施麻药，就强行摘取了她的肾脏。据说是一位中共要员急需换肾。
张志新和钟海源的遭遇，为什么曝光了呢？因为她们后来被中共树立为反对四人帮的英雄。但是能被平反的只是少而又少的几个人，受到类似迫害的人却有多多少少，这种罪恶行径不是个别的，很普遍。
因此，活体摘取器官远非从镇压法轮功开始。只是后来发展成为公安部门和医院互相勾结牟取暴利，而镇压法轮功又是中共头目江泽民亲自指示的，他说，打死法轮功算自杀！而且可以不查身源。这就是为什么至少有三千多名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致死的由来！
问题2．讲讲对人权律师的迫害。
高智晟是中国十大优秀律师之一。后来，他接受了法轮功学员的委托，在进行调查以后，连续给胡锦涛和温家宝写了三封公开信，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大地上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结果，不但没有回音，反而他自己也被抓起来，施加酷刑。而且为首的警察头子对他说，我们给法轮功准备了十二道菜，现在先让你尝尝前三道！其中包括灌辣椒水和用牙签扎生殖器等等。此人至今下落不明。
中国警察在中共的默许之下，对法轮功学员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强奸法轮功学员，把女法轮功学员衣服扒光，投入男犯监室等等。
问题3．你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是否构成威胁？
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每年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增长，外币储备占世界第一，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人民生活也有一定的提高。但是，不能忘记，中国依旧是一个共产集权国家。所以一个国家是否符合世界潮流，决不能光看经济。要说经济，当年的希特勒德国和日本、意大利都很发达。否则他们也就没有力量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另外，前苏联的经济也很强大啊！所以不能光看经济一项。
现在中国政府的军费开支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在威胁中国。为什么它要这样疯狂地扩充军备呢？一千多枚导弹瞄准台湾。不是准备向台湾动武是干什么？朱成虎少将公开叫嚣，准备牺牲掉西安以东的二百个大中城市，换取对美国战争的胜利。这马上使人联想起当年毛泽东关于新的世界大战中国大不了牺牲一半人口，死三亿，还有三亿的说法。说明他们的意识形态一点也没有变啊！这就是他们的斗争哲学，使他们蔑视人的生命的理论基础。
因此，中共支持世界上一切反动政权，包括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现在的苏丹、伊朗、北朝鲜，以及前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前伊拉克的萨达姆 侯赛因，等等。特别是北朝鲜，据维基网透露，就连北朝鲜的核武器也是中国支持或提供的！没有中国在粮食、蔬菜、肉食等方面的物质支持，北朝鲜连一个星期也支撑不下去！
所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反动堡垒，正在和将来会继续给世界和平带来严重的威胁。我希望，西方的政治家们在中国问题上不要再犯当年张伯伦式的绥靖主义的错误。
问题4．我们瑞典人应该怎么办？我们能够为中国的民主化做些什么？
我觉得大家至少可以做三件事。第一，讲真相。把你们在这里听到的，看到的，瑞典报刊上刊登的内容告诉你周围的人，让更多的人全面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第二，中共在所谓统战方面是很下功夫的。尤其是现在，他们觉得自己财大气粗了，可以花许多钱来收购西方的企业，包括瑞典的名牌产品，包括VOLVO，SAAB，还有许多瑞典企业，例如爱立信。阿萨等等都纷纷迁移到中国去办厂。这就是说，瑞典的经济越来越受到中国的左右。我希望这些企业以及瑞典政府在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同时，不要忘记中共的本质。不要忘记维护中国工人阶级的合法利益，包括工资、安全和组织工会的权利。第三，要坚持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共施加影响，要求他们释放像高智晟、胡佳等等人权勇士以及因为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而被判刑的无辜者。不要因为经济合作而害怕得罪中国政府！此外，瑞典和欧盟要坚持不向北京出售军火，继续对它实行武器禁运。
总之，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持续近三个小时的讲演结束了。来自其它城市的听众纷纷表示希望也能够到他们的城市去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天色已晚，主人驾车送我回家。而我准备的近四十块展板又继续留在那个城市展览一周，供感兴趣的人们仔细阅读。邀请单位还希望我在三月下旬再专门给他们讲讲中国的宗教现状。我慨然应诺了。
就这样，我第五十次向广大听众介绍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这一天我度过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难忘的有意义的中国除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