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四)大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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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09月02日讯】【编者按】在过去这一百年间,华人世界经历了难以想像的苦难及巨大变化,华人也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迁徙。许多炎黄子孙远渡重洋移居海外,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许多华人及其家族都有说不完的精彩故事,他们在过去100年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王世辉牙医是美国波士顿华人社区知名的社团领袖,为人风趣热情,他借着这个机会,撰写了《我的故事》,与社区好友们分享王家一族的故事。

高雄医学院

小儿科名医饶有勣是父亲的好友,由于医术高,医德好,生意兴隆,不但晚婚,而且没有子嗣,所以一直劝父亲不要让子女当医生。我对化学完全没有兴趣,因此大学联招填志愿只填了台大医学院、台北医学院、中国医药学院、中山医专和高雄医学院的医科和牙科。放榜结果,分发到文化沙漠的高雄医学院牙科。因为对重考没有把握,而且外公和舅舅都住在高雄,于是背起行囊,展开六年的南台湾之旅。

高医是私立的学院,所以学费很贵,而且没有宿舍,吃住都要自己打点。父亲为了应付高昂的学费,毅然决然放弃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公务员,接受朋友的邀约,改行经商。

医学院的书籍和实习用器械不但贵得惊人,而且学校规定每位学生要自备,大体解剖图谱一套四册,盗版价格台币四千(原版台币上万),一部显微镜台币八千,磨牙机马达台币七千,咬合器台币一万二。当年台大牙医系一年的学费包括书籍和器械才台币三千,可见私立学校学费有多可怕。

医学院的课业繁重,大一大二要把一般大学四年的课程修完,因此每天八点到五点上课,语文课程除了国文和英文之外,还修了日文、拉丁文和德文,英文是由三位老师轮番上课,整得大家叫苦连天。在高雄不会说台湾话的日子很不好过,我从小在台北长大,只会说国语,同学都只用台语回应,真是鸭子听雷,鸡同鸭讲,有些老师甚至用日文讲笑话。


当时花架没有大楼环伺,为师生集会的所在。事过境迁,如今却成为杂物堆积的场所。

当时最流行的校园活动是舞会,我不会跳舞,只好负责帮忙找舞伴。高雄地区只有高医和高雄师范学院两所大学,第一次费尽周章去邀请师范学院的女生,结果仅仅来了四位,而且跳舞时要求灯火通明,令人大失所望,从此转移目标,找上职业妇女,例如公车小姐、百货公司专柜小姐,和加工出口区的女工。离学校不太远的文藻外专的漂亮小妞,都被邻近的空军官校把持。台南家专的清秀佳人,又属于成功大学的管区,令人丧气又无奈。五年的大学生涯如同嚼蜡,乏善可陈,倒是名歌星罗大佑的姐姐罗懿慧转到我班,造成一段小小涟漪。

第六年是到全省各医院实习,大家互道珍重,各奔前程。靠了荣民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赵聚钰伯伯的提携,让我如愿以偿到台北荣民总医院报到。第六年虽然不在学校上课,但是仍然要缴学费,令人费解。高医的牙医学系师资缺乏,除了系主任周肇茂是留日硕士,教育部认定的讲师外,其他的老师都是助教,因此我是靠自己土法练钢,懵懵懂懂的毕了业。学校里靠氾黄讲义混日子的,和有靠山滥竽充数的老师不在少数,令人无可奈何。

在波士顿又遇到了当年的系主任周肇茂,他获得波士顿大学牙医系拿硕士和博士学位,好学不倦的精神,令人敬佩。高医在波士顿的同班同学有林明熙、周文男、许力弘,学弟有易保民、陈俊佑、游志贤、汤世明,和药学系的黄明嘉,护理系的许淑芬,还有医学院的李舜豪和林渊智。

由于高医没有宿舍,学生们多在邻近的老百姓家分租,第一年我住在舅妈开的瓦斯店顶楼。高雄的房子很多是三层楼的透天厝,一楼用来开店,二、三楼是住家。我住在楼顶阳台上加盖的小房间,墙壁是三夹板钉的,比我略高,摇摇欲坠。阳台是大家晒衣服的地方,因此花花绿绿的万国旗,就是我忠实的邻居。三餐是在二楼的一个家庭包伙,这家的父亲是开学校校车,一家五口靠他微薄的薪水支撑,因此舅妈要我包饭和包洗衣,补助他们的生活。吃饭时,七八只手前仆后继,此起彼落,所以我大都是用菜汤泡白饭,囫囵吞枣,撑饱肚子了事。洗澡时不但要排队,而且只有一桶热水,因此我很早就养成节约用水的环保意识。


仅有的三栋教室,医学、牙医、药学及护理系全部在这栋楼里上课。由近而远分别为一、二、三栋靠东侧的外部观。当时尚未加建外部的延伸楼梯,暂时架设这般直达二楼的木制长梯,对学生蹓课的方便程度而言算是一项利多。

从学校走回住处大约要四十分钟,高雄的夏天可真是热,不但烈日当空,而且地冒蒸气。撑过了第一年后,就迫不及待搬到学校附近,不但上下学方便多多,而且随时可以找同学串门子。每个学期放假回台北,大都和同学一起搭不对号的夜车,一坐十几小时,倒也值回票价。有一学期为了存钱坐对号冷气车,每天三餐吃阳春面,连续吃了一月,证实了有志者事竟成的真理。

前面提到英文课由三位老师轮番上阵,系主任外号“张三百”,使用英语九百句型作教材,念的是日本口音的英文,考试是听写,因为听不懂他的英文,因此要把课文背熟才能应付考试。我第一学期战战兢兢的猛背书,考得不错,第二学期因为常回台北而缺课,总认为考试过关是轻而易举的事,没想到竟然只得了五十九分。班代表向不及格的同学,每人收取三百元“敬师费”,虽然心不甘情不愿,最后还是乖乖地向陋规低头。想不到学校里也有“黑金教主”,后来“张三百”随着物价上涨而变成了“张五百”。

刚才说到系上只有一位讲师,其他都是助教,大部分助教是学长,上课时是老师,下了课一起打香肠。教牙根管科的是高一届的学长,全班第一名毕业,上课时满头大汗在黑板上振笔直书,常常为了上课而开夜车苦读,一个学期下来,居然把整本教科书巨细靡遗倾囊相授,句句是重点,处处都重要,搞得大家车仰马翻,不知所云。还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外聘老师,需要买他们写的教科书,班代表会把买书学生的名单交上去,作为打分数的参考。

班上有位同学是国民党小组长,几个社团的负责人,只有在考试的时候才会出现,学科几乎全是满江红,但是操行成绩近两百。班上有一位香港侨生考试作弊被抓,还振振有词和监试老师争论,最后被学校退学,没想到因祸得福,侨委会把他安排转到台北医学院。学校盖了一座硬式网球场,但是只有校队才可以用。我申请留美的时候,需要系主任写推荐信,当时的系主任因为我不信教而拒人于千里之外。诸如此类的怪事不胜枚举,以后再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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