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9月02日讯】（大纪元记者刘新宇编译报导）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的情人节，也正好是今年8月23日。这一天，有30名民工十分意外地收到了上海几名大学生发出参加一个商业社交晚餐的邀请。这些大学生在暑期实习期间耳闻目睹了民工们在市区建筑工地上不为外界知晓的艰难生活。他们的善举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并作为一个黄金时段电视娱乐节目播出，节目中学生们穿着“请一个民工吃一顿饭”字样的T-恤。
《卫报》报导，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今社会对这些多来自广阔内陆民工的许多成见。目前民工占中国城镇劳动力的一半人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是他们创造的。显然，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中国民工同时又是中国社会最被边缘化的一个群体，依然饱受着社会对他们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他们由于不公正的户口（户籍）制度不仅不能享受城市提供的公共设施及服务，每天还得忍受周围社会环境对他们的排斥和虐待。
在公共场所，人们以居高临下的口气和他们讲话，像对待小孩一样训斥他们;在酒店大堂及豪华餐厅，人们公然歧视他们，不让他们涉足入内。一位博客曾因此愤愤不平地指称，上世纪20、30年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已被当今城市商场里“民工与狗不得入内”的标志取代了。这种直裸裸的歧视行为怎么被当今社会堂而皇之地接受了呢？
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媒体一直在推波助澜地带头给民工营造负面形象，其所作所为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对他们的偏见与歧视。“农民”一词在中国长期以来就包含了很多负面的内涵。只要一提起“农民”，要么暗示盲目无知或没受过教育，要么说话人总带有那么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仿佛给一群接受统治者恩赐的平民百姓训示。
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陆媒体便开始广泛使用“盲流”（mangliu）一词来描述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民工潮，把它描绘成一种毫无理性，毫无意义，甚至完全失控了的社会现象。这些消极负面的言词久而久之使公众对这些农村来的打工仔形成了各种负面的看法及心理情节，并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他们的偏见。
农民在中国已成为教育，文化背景以及经济能力各方面均低人一等的代名词，而这种二等公民社会地位他们一辈子都摆脱不掉。作为一个被隔离歧视的社会阶层，他们无论走到哪里，二等公民的社会标签都会与他们形影相随。《卫报》曾刊载过记者与一个民工谈论政治时的一段对话，一位中国出版商就此质疑：“一个民工怎么能阔论政治呢？他们根本不具备分析讨论这样事情的本事。”另外一个中国记者也说：“别信农民给你说的话，他们会误导你的。”其实这俩人谁也没有在农村直接与他们打交道的任何经验。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媒体对农民阶层表现得如此漠视与无知，他们多年来给农民工刻意塑造的负面社会形象究竟又是从何而来呢。有趣的是，无独有偶，欧文•琼斯（Owen Jones）在他的《粗俗人：对一群打工阶层的妖魔化》一书中谈到了一个十分类似的过程。书中说到的英国媒体也表现出对其极力诋毁贬低的对象缺乏交流沟通，知之甚微。琼斯说，但媒体却充当了妖魔化这群打工族的角色，并为政府提供了道义上的理由或借口剥夺他们本应享有的正当权益。
同样地，中国媒体给农民编造罗列的所谓“与生俱来”缺乏道德良知及农民特有的那些负面特征，也只不过是为农民正当权益被剥夺这一现实提供说辞罢了。诸如，农民脑子天生就不聪明不好使，整不明白自己的现实处境；农民工是群让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的“盲流”，并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很多社会及经济问题，等等。
琼斯称，这简直和当时英国《每日邮报》贬低他们谓指的“粗俗人”采用的手法如出一辙。当初《邮报》给这帮住公房打工族营造的负面形像是，“这群人对一个恶贯满盈的杀手也会变得多愁善感，他们没有价值取向，没有是非曲直，没有伦理道德，鲜廉寡耻，简直无可救药。”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博客们又是如何谴责那些孤立无援的外来民工吧。那些民工只为索回拖欠的工资在云南与他们孩子一道举行了抗议活动，孩子们在那里举着标语牌“交出我父母的血汗钱！”对此，一个博客甚至冷嘲热讽地指责说，“有这种叫孩子替自己行乞讨债的家长吗？”
由于中国民工长期以来被打上了社会地位低人一等的这种永久性烙印，他们要想向社会讨回公道，获取平等权利，唯一的办法恐怕只有通过促进国家经济利益更大的发展，促使社会整体水平的提高。要改善民工的现况，让他们更好地获得市内公共服务，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可以促进中国消费支出的增长。
《中国日报》最近也报导说，“2.3亿民工劳动力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但由于他们无法获得社会提供的教育、卫生及其他服务，这一庞大群体不得不储蓄大笔资金，从而抑制了北京致力于将经济增长重点从投资型转向消费型所作的各种努力。”迄今为止，没有一家媒体能够站出来替民工及其基本权益说句公道话。
在中国，要改变社会观念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媒体对延缓这一变化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工需要像社会其他人一样享受正当的公民待遇，而不是逆来顺受被动接受偶尔来自社会的那么一丁点善意和施舍。其实，中国社会亏欠民工的实在太多了，而仅仅邀请他们吃一顿中国情人节晚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责任编辑:张东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