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8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章洪报导）中共政局处巨变前夕，外逃官员剧增，中共尽管采取一些措施仍难阻官员外逃潮。中共8月11日反常公开高调报导150个经济犯外逃美国。不过，中国近年到底有多少官员外逃，还没有具体数据。中共承认，过去十年中，中共只抓捕回国两个。
此前，中共官员外逃只零星见于报导。大陆媒体从1992年至2012年指公开报导了的54个外逃案例。这些外逃案的普遍特点包括：外逃者卷走巨额资金；外逃者多持有多个护照，以及利用假身份出逃；外逃前多是“裸官”等。这些外逃官员，一般高官逃欧美等发达国家，而小官藏匿在泰国或缅甸等周边国家。
拦不住的官员外逃潮
中共政局处巨变前夕，即便大权在握也不能给中共官员带来真正的安全感，纷纷谋划后路或外逃。2012年12月16日，北京国家民航总局公安局消息称，2012年全年，在北京的国家部委和北京市的党政机关处级以上官员携款外逃人数突破新纪录——仅仅在北京市机场海关出逃的中共党政处级以上级别的官员人数已经高达354人，他们共计携带走3000多亿人民币的赃款。
2012年中秋和十一期间出境的公职人员有1100多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2012年12月3日至8日的5天里，在大陆7个航空港、4个边境口岸，先后拦截被列入审查名单中的115名图谋出境外逃的官员。
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共大小官员急抛手中的房产，兑换现金出逃。去年11月中旬以来，大陆45个大中城市陆续出现豪宅、别墅抛售潮，12月份后情况更为严重，其中有六成交易是以匿名、假名等方式进行。
为了截住官员外逃，2014年6月大陆多地曝出当局收缴官员护照禁止出国的消息。2014年中共开始对中国各省份“裸官”摸底。
2014年7月底，各省份“裸官”摸底调查已基本结束，十余省不公布摸底数量。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张希贤8月7日称，“‘裸官’问题涉及人数可能较多，干部级别也可能较高，担心公布具体情况后可能引起政治‘地震’。”
资金外逃过万亿
在当局公开的外逃官员的案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大型国企官员的涉案金额巨大。例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案中，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同时失踪外逃，他们共挪用公款4.82亿美元。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发布的报告，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估计有16,000～18,000名中共官员、商人和其他人从中国失踪，并带走8,000亿元资产。
中纪委还预计2013年非法资金外逃将达15,000亿美元，比2012年急剧上升50%。
央行的一份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研究报告显示，这些外逃者资产转移的办法，包括利用地下钱庄转移；企业管理层与境外公司通过“高进低出”或者“应收账款”等方式，将国内企业的资产掏空，转移企业资产；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额消费或提现来实现资金向境外转移等。
中共公开报导的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原董事长程三昌，出逃前利用关系在境外开设办事处或分公司，通过各种途径转往国外的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2001年5月，程三昌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和情妇定居新西兰。
持有多个护照 假身份出逃
在中共公开报导的外逃案例中，很多官员“一人多证”，同时拥有几个身份证件和护照，利用“假身份”外逃。
外逃海外的级别最高者是曾任云南省省委书记的高严。2002年，高严在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期间神秘失踪，后确定其逃往国外。高严据称拥有“高严”、“高庆林”和“张传伟”等至少3个不同名字的身份证，4本中国护照及一本港澳通行证。
2013年3月28日港媒消息称，原上海市副市长、前上海公安局局长张学兵在其伺机外逃前被拿下。从张学兵的局长办公室保险柜中抄出两张近期经香港飞往欧洲的商务机票，还抄到6本外国护照，分别是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挪威、澳大利亚的假护照，全部使用假名。另外还有两本港、澳特区工作签证护照。除此之外，还有12本银行存折，10本使用的是假名、匿名。
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2003年携女儿和女婿出逃美国时，早就拥有美国绿卡，但卡上姓名并非她真名。
外逃的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当年手拿瑙鲁国护照飞往新加坡。
一位主要负责商务考察，与一些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多有接触的旅行社老板对《新京报》表示，曾经有人拿着两本护照，来找他们办出国签证。除了照片一样，其他的什么都不一样。
“就跟‘房姐’一样有几套身份，信息都是真实的，也是从正规渠道获得。”
高官逃欧美 小官藏泰缅
大陆媒体从1992年至2012年公开报导了54个外逃案例。
据《新京报》报导称，这些外逃案例中，官员最高级别至省部级，案件多发区集中在与经济相关的政府部门、国企和金融机构。出逃官员，尤其是高官的最终落脚点多为发达国家，出逃前多有筹划，部分官员已经“裸官”，出逃前妻儿甚至亲戚都已定居国外。
据央行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外逃官员根据身份级别以及卷带的资金多少，逃亡国家不同。
报告称，卷带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一些无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国家证件的，先到非洲、拉美、东欧的小国，伺机过渡。此外，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证”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对于外逃的官员来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成员国是他们落脚的主要国家，其中美国最多。
外逃前多是“裸官”
报导称，大部分外逃官员涉案金额巨大，不可能在外逃时携带全部现金出境，多数在前期策划时将资金转移海外。很多外逃贪官在出逃前，已经是“裸官”，有些官员甚至在位时就已经获得了别国的永居身份。
7月16日，当局发布了通知，除了公开承认并定义了“裸官”的概念，并暗示中共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军事外交等机要部门、重大经济技术岗位裸官泛滥，特别是官员。
2010年4月24日《悉尼晨锋报》曝光，前中共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在2008年花了3,240万澳元、相当于2.5亿人民币，在悉尼购买豪宅，并因此获得澳洲投资移民的签证。
刚刚落马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小儿子周瀚现住在美国旧金山。正被调查的大儿子周滨的妻子黄婉据称拥有美国国籍。美国媒体公布了一组周滨的岳父母黄渝生在美国加州的住宅照片。1990年代，在黄渝生家庭住址中居住人员名单上，可以看到周滨和黄婉的名字。
据悉，在2010年中共“两会”上，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哲曾披露：从1995年到2005年，有逾百万官员配偶和子女移居国外。
另据中共国务院研究室、公安部外事处、外交部等机构的统计，省部一级直系亲属持双重国籍情况日趋严重，在已退离休省部一级高干直系亲属中有5万6千至6万人持双重国籍；现职省部一级高干直系亲属有1万8千至2万人持双重国籍。
在2012年，中共曾展开一项内部调查，结果发现九成中央委员直系亲属移民海外。直系亲属通常指三代内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如子女、孙子孙女和兄弟姐妹等。
统计显示，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中，187名委员有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占91%；142名候补委员有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占85%；113名纪委委员有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占88%。
责任编辑：高静；复核编辑：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