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礼乐文化的审美展示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为３１１篇。因《南陔》《白华》等６篇为笙诗，有声无辞，故现存３０５篇。《诗经》的写作年代，悠远漫长，始于周，止于春秋中期，历经五百余年，这正是周王室的兴盛时期，礼仪教化风行，史称刑措不用。可谓适逢其时，步随其迹，追录其事，礼乐文化在《诗经》中得到了全面的审美展示。《诗经》是礼乐文化诗情画意的记录。
《史记•孔子世家》称：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 孔子删诗的传说，自古存疑，但是，司马迁关于“取可施于礼义” 的提示，表明《诗经》的编选原则，是礼乐文化精神的追求，这的确是不移的至理。同时，诗与音乐舞蹈同步，本是古代歌诗曲舞同源诞生的艺术规律。这一点，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有说明：“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都是在证明，《诗经》与礼乐文化融为一体的原创面貌。说来有趣，由于对教化的审美品格持不同的观点，墨子在《非儒》中揶揄“弦歌鼓舞以聚徒”，还曾嘲笑过孔子哩！
《诗经》对礼乐文化的宣扬，首先反映在对祭祀典仪的歌颂。《诗序》云：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周颂３１篇，除《臣工》、《丰年》、《载芟》等篇章，是为了春夏祈谷、秋冬谢神而作的祭歌外，大多均为对周室祖先的礼赞，是圣人崇拜。周颂中的《生民》、《公刘》、《皇矣》、《大明》，历陈从后稷建国到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是一部周王室传说的史诗。
《诗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后稷是周室的祖先。相传，姜嫄祷神救子，因踏上天帝的脚印而受孕。这个曾被视为不祥之兆的婴儿，就是后稷，曾几度被弃。弃于荒道，牛羊哺乳；弃于冰河，鸟翼环护，终因神佐而健康成长。后稷自幼喜爱蔬果豆麦，有种植的高超技艺，他教民稼穑，造福人类，被誉为农耕之神。后稷三传至公刘，公刘大迁徙，择地而居，开疆辟土，勤耕作，畜牛羊，国富民强。
古公父是公刘的十世孙，是文王的祖父，诗详述其功业：营造宫室，制定官制，为文王以礼乐立国奠定了基础。《皇矣》是对文王伐密、伐崇的记叙；《大明》是对武王伐纣立国的歌颂。这些短章，叙事简约，格调堂皇，旋成袖珍式的大周史诗。《诗经》是周室的摇篮曲，是华夏民族最古老的创业颂歌。
对祖先的颂扬，是为了永记祖德，仁政惠民，祈伟业永固，所以，在《诗经》中，不乏对后来者的训诫之词。《大雅•文王》就正面提出要记取殷纣亡国的教训： “宜鉴于殷，骏命不易。”不要重蹈覆辙。《诗经》还提出“天命靡常”的观点，认为天授皇权，也不是永恒不变的，还要看权力的执行，能否符合天道民心。小雅《十月之交》认为，天时不正，“日月告凶，不用其行”，不全是天意，而是人世间“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十月之交》进而提出：“下民之孽，匪降自天，沓背憎，职竞由人。” 百姓遭受的灾难，不是上天降祸，莫信议论纷纷，执掌祸福，全在自身。这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人权意识初萌的宣言。
责任编辑：泽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