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4月03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惠萱台北报导）太阳花学运引起了许多台湾公民的民主意识，也有许多民主团体辈出，用自己的方式跟力量改变社会，如同柯文哲参选台北市长一样，同样身为医师、基进侧翼成员的陈信谕，也决定用选举的方式改变社会，参选高雄市议员。
对于太阳花对社会造成的影响，陈信谕自谦地说，“我在318中的角色相当边缘，主要都在高雄”、“没有办法对议场内外做分析”，当时太阳花学运不只是在台北的立法院，藉由网路的力量，成为全台湾公民的运动，高雄也是相当重要的据点。
陈信谕说，“在高雄团体内的异质性非常高，有学生也有老师，其实在整个组织运作后，中后期组织会相当松散，变成人事之间的磨合，虽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不代表喜欢跟大家共事”，其点出了太阳花后期一样的问题，一个团体到最后难免出现分歧。
“追根究柢，就是这群人很难有组织者的自觉，因为组织者跟参与者是不同的，其实我觉得在318里面，在整个动员的过程，看到很多是用情感对立式的，就是说今天要在短期内把高潮拉出来，需要聚集更多的人”。
陈信谕观察到，当时太阳花在短期内凝聚了大量的支持者跟公民，这部分是靠一种情感的对立激化，如跟国民党站在对立面，“这样短期二元对立的方式，你是敌人我是好人，我要打败你，所以我要短期动员更多人投入战场去打败你，然后用更多的泪水去对抗”。
这样的动员方式，虽可短期爆炸达到想要的参与者数量，但是，陈信谕指出，“其实这样是某种程度的消耗，整个组织在318后期，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我们失去了一些目标”，虽然可以谈的议题相当多，自经区与服贸议题等都可谈，“但这些东西在他们回到现实后，很多的动力都消散了”。
民主深化需“组织者自觉”
陈信谕观察到了一个现象，与民主斗阵召集人王云祥看到的东西不谋而合，他认为，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没有一种在回到自己的生活结构中，也要持续深耕议题的“组织者自觉”，他举例，学生回到学校其实可以深耕政治，从校园的问题开始去深化政治。
“可以在整个校园里面，去谈一些他在校园结构中遇到的一些压迫，进而组织一群人去跟他面对一样的问题，然后再去面对服贸、自经区那些更深更远的问题”，陈信谕说，“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就谈这些问题的话，对很多人门槛相当高的，唯有在他们的结构底下，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才能够真正深刻反省为什么我会处在这样的环境，那我要如何去改变？我个人有什么样的东西能去参与？”
陈信谕以自己参选的过程与想法为例，他指出，医生的工时相当长，“我回到医院这个结构的时候，我没有很多的能动性，我的能动性几乎是零，我下班之后几乎就是睡觉，没有办法去参与等等”，他也观察到，“我们要谈整个组织的深耕政治，是一种理想，大家都可以想办法在自己的结构中组织一群人，去对抗面临的压迫。”
“其实我所处在的结构里面，医生是一群很没有阶级意识的人，再加上他们的工时过长，4年才升任主治医师，因此住院医师被压被磨的时间是一个过渡时期，所以很多人不会有这样的意识，我们要去改变制度”，陈信谕以白色巨塔内的制度，道出了台湾社会的问题。
“为什么在台湾的脉络底下，深耕政治到最后会有局限？”陈信谕发现，很多人回到体制内就无法再改变什么，这才会让他选择用参选的方式改变社会。他指出，许多人会说，若大家都投入选举，就没有人改变社会了，许多人投入了选举的路线中，就会被体制埋没。
“可是要想我们怎么避免，我们也看到了某种程度深耕政治的局限，我们必须要在这样的过程里面，面对到这样的问题”，陈信谕说，对他而言，“我看待选举跟大家比较不同的是，选举我宁可把它看为一种广义的社会运动，因为选举本身就跟社会运动一样，就是意识型态的召唤，呼唤大家自我的权利，用自己的力量去对抗压迫。”
寻找阿基米德点 重构体制
陈信谕指出，“地方政治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民党统治台湾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只要打破这个关系，才能再次重塑关于代议政治的想像，不然我们的民主就很难继续推进，他也指出，现在很多人选择参选立委，“但是我认为立委这个角色比较难以撼动地方政治的问题，没办法根绝国民党在地方政治的力量”，他认为“必须要找出一个阿基米德点，不然的话，我们永远都是看着国民党威权的复辟”。
所谓阿基米德点，来自于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撑起整个地球”，当时述说杠杆原理，而该支点被外界称为阿基米德点，陈信谕认为，找到一个一个参政的支点，就能够重构整个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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