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北宋，如果说太祖朝开拓一统之基，太宗朝草创文明之业，而大宋文明全盛之世则始于仁宗一朝。
正所谓“为人君，止于仁”，有宋诸帝中，宋仁宗在位最久，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仁君。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关于仁宗之“仁”的佳话流传。有一段很脍炙人口的故事，是说仁宗皇帝一天深夜忽然想吃烧羊。但是，因为想到从此以后宫中可能会夜夜杀羊，以备随时供应，遂忍一夕之馁，直到天亮才对宫人说起。
可见，皇帝并不是一部分现代人想当然的，可以随心所欲、不受约束。想反，圣主有圣主之道，仁君有仁君之德。简言之，天子要符合天子的道德，才配得上天子之位，国祚才能长久。这则故事虽然是平常小事，却以小见大，可以看到仁宗皇帝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不过。这些其实还只是小“仁”。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上有仁厚之君，下必有忠直之臣。而仁宗朝钜公辈出，可谓千载一时之盛世，这才是仁宗皇帝的“仁”之大者。
所以我们看到仁宗朝时涌现出了，不仅在当时，乃至于后世，都堪称表率的人物。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故事在《岳阳楼头写素志，花洲明月可忘归》中提到过。在北宋名臣中，范文正威望最高，南宋人罗大经尝说：“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数百年后的明人李贽赞叹道：“宋亡，范公不亡也”。乃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格境界，虽历百千年，仍令后世君子旷代相感。
另一位必要一提的人物则是包拯。他的故事在《刀笔雄词决讼狱 包公堂外放青天》一文中简述过。包拯从进士及第到出仕为官，一生都在仁宗朝。而他与仁宗的关系，居然有些类似真宗与寇准——君臣之间，一刚一柔，一忠一仁，所不同的则是，仁宗与包拯之间自始至终都是君臣契合。王夫之认为宋仁宗“无定志”，切不论此言对否，不过，至少在对包拯的支持上，仁弱少断的宋仁宗却从未犹疑过。
其实，从常理推导也必然如此，如果没有天子的支持，亦不可能有包拯那样放手作为，弹劾得宠宦官阎士良，弹劾国戚张尧佐，弹劾当朝宰相宋庠，弹劾当朝宠臣王逵，“强拆”了京师大员皇亲国戚们浸河而建的园子，还能稳坐开封府尹。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故事时，应当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清官的典范，还当留意到他所处在的那一个清明之世。换言之，如果我们真的用腐败黑暗来形容那个时代就大错特错了，而包拯所以为包拯，还因为他背后有仁君、美政、风尚、教化、治世，与之同在。
此外仁宗朝中之吕夷简、韩琦、富弼、孔道辅、狄青、欧阳修、尹洙、余靖、赵汴等，俱是北宋名臣。还有一大批活跃于英宗朝、神宗朝、哲宗朝的巨公名卿如王安石、司马光、范纯仁、吕公着等等，亦是培养于仁宗一朝。正如苏东坡所云：“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
至于学术界又有“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三子故事于《回首宋兴八十载 代有鸿儒振斯文》曾有简述。其人以振兴儒家道统为己任，倡理学之先声。之后又有邵雍、周敦颐之出，得陈抟老祖不传之学而别创新说，是为理学之开山。邵子故事见于《安乐窝中尧夫隐 太极图开道也儒》，周子故事见于《濯缨濂溪水 洗心莲花宫》。理学诸家虽以排斥佛老为开端，最终却是援佛道以入儒，而他们所疾呼所继承所卫护的尧舜之道，则不再被视为只与君王有关，如所谓“致君尧舜”，而是成为普天下读书人之精神楷模，此所谓“内圣”之道。
此外，仁宗朝文学之士则有词家柳永、晏殊。被誉为唐宋八大家的苏洵、欧阳修，修之故事已于《醉翁巨笔立真言 书成宋文第一篇》中述及。又，书家则有为后世尊为北宋四家之一的蔡襄，科技人才则有精于数学的贾宪，其人之贾宪三角为人类数学史上之重大成就。又有精于天文的苏颂，其人作水运仪像台，可谓精密幻妙，为剑桥学者英人李约瑟赞为天文钟之发源。而仁宗朝的人才似乎都有种太平气象。譬如宋人黄裳评柳永尝说：予观柳氏文章，喜其能道嘉佑（仁宗年号）中太平气象。而另一位官至宰相的词家晏殊，亦有太平宰相之谓。
所以，当我们回顾有宋一朝的文明盛世，又如何仅以疆域之大小、国界之所辖而妄断大宋为弱宋，更加诸以昏庸、腐败、专制诸多恶名。若非清明之盛世，如何有诸多之人才，如何有诸多之成就，如何又为历代学者推崇备至大赞不绝。当我们徘徊于历史的天空下回望宋朝时，那种远在天边的想见与近在心中的怀念，是否也如徘徊于小园香径的晏殊，有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轻愁与心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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