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5月10日讯】最近看了两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一篇是5月5日刊登在大陆有习阵营背景的财新网上的《希尔斯堡球场惨案27年如何翻案》（以下称《惨案翻案》），一篇是5月6日的《古今“罪己诏”》，该文最早是2013年由支持习近平反腐和“依法治国”的大陆敢言杂志《炎黄春秋》推出的。之所以觉得有意思，是因为这两篇文章所透露的信息与此前财新网等一再释放的“还原真相”和“道歉政治”的信号密切相关，而类似信号频繁的释出，在大变局呼之欲出的大背景下，应并不简单。
球场惨案翻案与国家形象
据《惨案翻案》一文介绍，希尔斯堡球场惨案发生在1989年4月15日，当时在英国谢菲尔德市希尔斯堡体育场举行了利物浦队对阵诺丁汉森林队的足总杯半决赛，由于比赛开始后尚有5000名球迷未能入场，警方临时开启了被用作出口的C门，却没有给予必要的引导，从而造成严重的踩踏伤亡事件，96人丧生，200多人受伤。事发后，为掩盖真相，现场做出开门决定的指挥官谎称是喝醉酒的球迷冲开了C门，而检方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提起指控。
1991年3月28日，官方的死亡调查出台：惨案属于偶然事故，无人应对死难者负法律责任。接着负责球场治安的警长提前退休并移民海外，许多证据影像和录音资料莫名其妙的消失，还有的被列入30年内不能公开的“极机密档案”。但是，死难者的家属、幸存者和球迷没有放弃寻找真相。在他们的不断抗争下，2009年，希尔斯堡惨案独立调查委员会成立。
2012年9月12日，调查结果正式出炉，报告认为造成这次惨案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是警方控制不力。此外，有164份警察的声明被篡改，116份报告中清除了对警察不利的证据。2014年3月31日，希尔斯堡惨案在沃灵顿启动审判。今年4月26日，希尔斯堡球场惨案陪审团在历经两年庭审，听取1000多名证人证词之后做出裁定：1989年在希尔斯堡球场遇难的96名球迷并非意外身亡，而是被“非法致死”。球场的当值警察指挥官大卫•达肯菲尔德玩忽职守，“要为严重失职造成过失杀人负责”。
对于这迟来的正义，《惨案翻案》作者邹佳铭认为这起“警方隐匿、伪造证据，国家权力机关官官相护，媒体推波助澜、歪曲事实”的惨案能够最终翻案，是社会各界努力的结果，但燃起燎原之火的却是27年来始终不曾放弃的遇难者的家属们。正是他们的坚持不懈，吸引了更多的人们并肩同行，并还原了真相。引申来说，那就是个体为权利的抗争，才可能形成法治的社会和守法的政府，是以权利从来不是来源于妥协和恩赐。
而在希尔斯堡球场惨案独立调查公布之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了一份“完整道歉声明”，指出希尔斯堡惨案受害者们受到了双重不公的待遇，国家的法律没有保护他们，反而让他们背负不公正的指责，并称这是“国家灾难”。虽然这是一份迟来的道歉，但是他的诚意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邹佳铭最后引用德国诗人海涅的名句“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来说明“司法也不可能从谎言中结出正义的果实，国家的形象更不可能靠谎言去粉饰装点”
“罪己诏”与国家领导人形象
“罪己诏”是指古代皇帝责备自己而下的诏令，因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皇帝是天子，是秉承上天使命，在人间的代表。因此，如果天下发生了什么灾异，或者皇帝做了什么错事，都要下“罪己诏”，以表示自己德行不够，接受上天的警告。
在《古今“罪己诏”》一文中，作者侯宜杰先是列举了古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情况，之后称“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做了错事，特别是危害全国人民的错事，敢不敢公开承认，向全国人民深刻检讨谢罪，彻底改正，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品质和素养问题，而是关乎国家兴衰存亡和人民祸福生死的大事”。显然，作者议古重在说今。
随之，作者又列举了几个当代外国领导人的一些向公众道歉的大小事，如西德总理在被德国纳粹屠杀的波兰人纪念碑下跪，加拿大总理就曾实施的排华法案向加拿大华人道歉，巴拿马总统因护照出错而向四万巴拿马人道歉……。同理，作者借说外国领导人还是在隐射中国。作者认为，“国家领导人做了错事向人民真诚道歉，非但不会失去什么，反而能够获得人民的信任和尊敬，有利于化解民怨，促进社会和谐，比死不认错者的形象高大的多。”
为大变局做铺垫
去年11月30日，财新网曾发表了题为《为什么需要真相委员会？》一文。文章以巴西真相委员会成立为导引，回答了这个问题，即成立真相委员会是“为了获得调查的特权，得到那些至今迷失的真相”。文章还称，目前全世界已有三十多个国家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它们成为“转型正义”的重要载体，通过调查、披露威权政府所犯下的罪行，将真相公之于世，促成全民反思与政府改革，避免历史重蹈覆辙。文章还称，“在当下中国，诸多历史议题仍未解禁，而随着一代人的逐渐老去，对建国后屡次政治运动中暴行的反思、忏悔、平反之声却已日渐强烈。”
而今年二月《炎黄春秋》刊登的《道歉——一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进一步探讨了政府对受害群体政治补偿和社会群体和解问题。文章称自九十年代以来， 道歉越来越成为不少国家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行为和争取与前受害者社会和解的方式，不少国际领袖都曾代表他们的国家道歉过，而这些道歉“都涉及了国家在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但这样的道歉在中国这样一个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国家非正义行为如反胡风、反右、大饥荒、文革等的国度，却没有发生。随即，徐贲以澳大利亚社会关于“被盗窃一代”的争论为例，为中国政府思考对受害群体政治补偿（赔偿、平反和道歉）和社会群体和解（共创未来社会）问题提供了思路。
文章最后指出，道德是一切政治不可忽缺的部分，重新审视国家历史性的非正义将是中国未来道德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是可以以正义的名义重新认识和重新协商的”，“中国的新历史、新政治恐怕也得经由类似的经验方能得到诞生”。
如果将上述文章以及习近平和中南海高层、体制内学者不断释放中国大变局的信号串联起来看，就可以明白北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变局做各方面准备，为社会转型做舆论铺垫。因为社会转型，必然要对过去政府违法和不正义行为进行调查、矫正并提出赔偿，尤其是对影响广泛且沉冤多年的“六四”和法轮功冤案有个明确说法。而期望实现真正转型的北京当局，同样需要“道歉”，从而实现社会和解。
笔者认为，曾庆红、江泽民一旦被抓捕，中国大变局的大幕就将正式拉开，而成立真相委员会将是必然的选择，作为化解民怨的道歉政治也不会缺席。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