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9月16日讯】近日，天津市代书记、市长黄兴国被查，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调任天津，天津市委副书记王东峰被任命为天津代理市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应勇被任命为上海副市长；辽宁贿选案再升级，45名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国开行原董事长姚中民被双开……北京当局的一系列大动作让外界看的是眼花缭乱。
然而，这样的大动作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早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其就在反腐的名义下，先后拿下了包括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周永康、苏荣、王珉、白恩培、周本顺、黄兴国等在内的百余名江派或与之有牵连的高官，被查被抓的贪腐各级官员也是成千上万。此外，习近平还通过军改、司法改革、在中央和地方进行人事布局等，逐渐掌控了多项权力。
资料显示，习在各省的人事布局的大棋已接近下完大半，32个省、市、自治区中，有近23个的省委书记都被视作习阵营之人，超过三分之二。而刚刚被公示任新职的王东峰、应勇，亦是如此。这表明，习阵营的人事布局已推进到直辖市，不久后的上海、北京高层仍会有变动。
对于官场上的一系列变动，9月13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官媒人民论坛上发文《改革要“落地”，不能“空转”》给予了明确的解读。
国家行政学院隶属于国务院，被视为国务院智囊机构，而有着如此背景的汪玉凯曾在今年4月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中国未来可以由国家主席制变为总统制。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变为总统制，从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看，必须是“系统性改革”。这样的说辞的背后显然有因。
文章称，“全面深化改革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但是当这一变革进入深水区、要啃硬骨头时，其改革的难度、风险、阻力也骤然上升，因此要防止改革‘空转’，就要十分重视改革策略的选择”，并且还需要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即“一是排除和化解改革的阻力，二是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文章认为，改革的阻力来自两方面，一是“既得利益群体的干扰”，二是“政府自身对改革的隐形阻力”。
2012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就曾首次明确指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2014年，一直力挺习近平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也曾言，改革的最大阻力是“特殊利益集团”。无疑，这些“既得利益势力”在高官中应该人数众多。这些人中既有政治既得利益者，也有经济既得利益者，或者二者兼有。
他们共同的特征是：攫取了来自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收益；对限权的政治改革持消极态度；他们具有很大的能量阻扰改革的进行等。具体来说，这些“既得利益势力”或“集团”应包括江泽民家族、江派人马和周边与其有利益纠葛之人，涉及中共党、政、军各个层面，而且势力并不小，其核心正是以腐败治国十几年的江泽民。
因此，习近平上台以来抓捕的众多江派高官就是为扫除“既得利益势力”，并将终极目标指向“太上皇”江泽民，清除他们的各种干扰。
至于“政府自身对改革的隐形阻力”，指的是官员的陈旧观念、对行政审批改革阻挠、部门利益的保护等。不久前，被指与高层有联系的北京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也表示，地方精英、地方政府普遍不作为。因此，习近平将各省一把手、二把手重新洗牌，目地正是为了将这些显性或隐性的阻力排除，使政令能够下达到地方。从目前的态势看，一些新上任的省委书记已有了大的动作。
除了排除这些阻力外，汪玉凯还提到了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即主要“防止意识形态领域左祸再起”。从北京当局一再的“去毛化”行动以及习近平对毛忌日的冷淡看，中南海对此保持着一定的警惕。
应该说，汪玉凯提出的要解决的两个关键性问题，迄今尚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这也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间，中共官场还将有大震，直至这两个问题彻底解决。下一步的看点将是上海、北京的高层更换和江氏家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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