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10月18日讯】今年6月26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传媒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蔡翔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蔡翔终于恶报上身了。
2001年12月13日，我到北京广播学院（已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工作。当时，蔡翔是社长。2003年8月1日，我因为在涉及泄露中共军队总参谋部绝密文件等问题上，与蔡翔发生意见分歧，遭蔡翔打击报复，被赶出出版社。
中共“保密法”第10条规定：“绝密级国家秘密是最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特别严重的损害”。
中共军队总参谋部直接处在中央军委主席的领导下。泄露总参绝密文件，是涉及军队安全、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重大政治和法律问题。
从2003年7月20日起，就蔡翔在涉及泄露总参绝密文件等问题上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我开始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寄挂号信反映。直到蔡翔非法剥夺我的工作权之日，我没有收到江泽民的任何回音。
2003年8月1日之后，就蔡翔的上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我长时间接连不断地给江泽民寄挂号信反映。直到2004年9月16日，江泽民卸任中央军委主席，我也没有收到他的任何回音。
从2004年9月至2008年6月，江泽民虽然不再担任中共的任何领导职务，但是，他仍然是中共最有权势的人。江泽民通过他的亲信，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架空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成为胡锦涛当政时的“太上皇”。期间，我继续给江泽民寄挂号信反映蔡翔的问题，还是没有收到江泽民的任何回音。
在跟江泽民反映的同时，我也向中共各级领导寄挂号信反映蔡翔的问题，包括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维嘉，中纪委监察部机关党委副书记贾育林，中纪委监察部机关党委书记干以胜，中纪委常务副书记何勇，继任中纪委常务副书记赵洪祝，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继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继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胡锦涛等9位中共政治局常委。
由于江泽民不表态，胡锦涛往下的各级领导，全都不敢表态。在胡锦涛当政时期，蔡翔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一直无人查处。
江泽民为什么不表态？因为他恨法轮功。从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之日起，迫害法轮功成了他的头等大事。中纪委监察部出了两个法轮功学员——葛秀兰和王友群。这是江非常痛恨的两个人。
江泽民为何痛恨葛秀兰？
因为葛秀兰将他1999年4月25日晚写给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泄露”出去了。1999年4月25日晚，江泽民在写给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发誓要“战胜法轮功”。这是中共最高层第一次就法轮功问题表态，而且是全盘否定性的。1999年4月29日左右，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向葛秀兰传达了江泽民的信，葛秀兰修炼法轮功多年，身心受益，觉得法轮功很好，江泽民发誓要“战胜法轮功”，这岂不是要“整肃”法轮功了吗？听完传达，葛秀兰立即将这个信息告诉了另一个法轮功学员。
江泽民得知这个情况后，恨葛秀兰恨得咬牙切齿。有一次，中共政治局会议开会讨论葛秀兰的问题，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辩解了一句，说，葛秀兰是个老实人。江泽民立即反驳道，电影《羊城暗哨》里那个充当国民党特务的老保姆，看上去也像个老实人呢！在江泽民眼里，葛秀兰跟“国民党女特务”划了等号。
1999年7.20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葛秀兰因“泄露发至省（部）级的绝密文件”被隔离审查。据我了解，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的保密意识是非常强的。如果江泽民的那封信下发传达时，确实标明是发至省（部）级的绝密文件，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绝对不会向副局级官员葛秀兰传达，更不会向副处级官员王友群传达。我在听传达时，根本没有听说这是绝密文件，必须对外严格保密。
我的判断是，这个“绝密”的密级和“发至省（部）级”发文范围，是后来某个时间点添加上去的。也就是说，葛秀兰根本不存在泄露发至省（部）级的绝密文件问题。但是，葛秀兰却因此被隔离审查4个多月，受到开除党籍、行政降两级、被全国各大媒体公开点名批判、被迫提前退休等一系列严厉惩罚。
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葛秀兰进行了保护。第一，顶着压力，没有有让江泽民的亲信将葛秀兰关进监狱。第二，没有开除葛秀兰的公职。第三，虽然葛秀兰被迫提前退休了，但还是中纪委的人；后来，有人企图强行将葛秀兰关进北京市西城区法轮功洗脑班，此事报告到尉健行那里之后，被尉健行坚决顶回去了。第四，葛秀兰的丈夫，当时担任中纪委监察部驻国家计委监察局局长，到了退休年龄之后，尉健行让他继续干了一段时间，算是对葛秀兰提前退休的补偿。第五，尽管葛秀兰最终被江泽民的亲信公开点名批判，当有关部门把准备公开点名批判葛秀兰的请示报告送到尉健行手上时，尉健行的批示是：暂缓。
江泽民为何痛恨王友群？
因为江泽民发誓“战胜法轮功”之后，1999年5月7日，王友群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以挂号信方式，寄给江泽民等7位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冒犯了江泽民的绝对权威。尉健行曾在中纪委常委会上说：“王友群把我搞得在中央抬不起头来。”这句话表明，因为我给江泽民写信，江泽民对尉健行施加了巨大压力。
1999年7.20当天，我被隔离审查。因为我当时只是一个副处级官员，按正常程序，由中纪委监察部审查就可以了。但是，对我的审查，是中纪委监察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武警3家联合办案。这显示江泽民对尉健行不信任。7.20当天，警察不仅抄了我的家，还开着警车，到中纪委大院内，搜查了我的办公室。这是存心让尉健行难堪。
在我被开除党籍、辞退回家之后，按常理，我应该获得人身自由了。但是，从1999年12月2日回家之日起，我就成了“公安部重点监控对象”，公安机关派专门对我的住所和行为每天24小时进行严密监控。
在江泽民的强大压力下，尉健行不得不对我进行处理，但在可能的范围内对我也进行了保护。第一，顶着压力，没有让江泽民的亲信把我关进监狱。第二，没有给予我行政处分。中共的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留用察看、开除6个档次。在党纪方面，中纪委给予我开除党籍的党内最高处分。在政纪方面，监察部只给予我辞退的处理。辞退不属于行政处分的范围。第三，从1999年12月2日我被辞退回家一直到2008年，中纪委监察部帮我家交了9年的冬季取暖费。
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工作期间，鉴于葛秀兰因所谓“泄露绝密文件问题”受到一系列严厉惩罚，我不得不非常小心谨慎。2002年春，总编辑闵惠泉让我担任《21世纪第一场战争》的责任编辑。这本书北京广播学院申报博士点的重点学科建设书——国际关系学书系中的一本学术著作，由新华社高级编辑刘洪潮策划，北京广播学院教授蔡帼芬和龙耘担任主编。审稿中，我发现赵鸿燕写的《“9．11”事件后美国反恐措施综览》一文的有关内容存在问题。我问赵鸿燕这些内容的出处在哪里？赵鸿燕说：这些内容是从刘洪潮老师给她的一份总参绝密文件上抄下来的。这是严重违反“保密法”的行为。
书稿中，还有许多“涉及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各项重要事宜”，均未注明资料来源。比如，《阿富汗战争进程及特点分析》一文，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地方注明资料来源。这是违反国家保密局、新闻出版署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新闻出版保密规定》的行为。我亲自给刘洪潮打电话，刘洪潮说：“本书60%的资料来自内部文件，但去掉引号就没事了。不靠内部文件怎么写文章？”经过很长时间的交涉，书稿中的涉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于是，我在《审稿意见》中提出：在涉及泄露总参绝密文件等问题查清楚之前，本书暂不宜出版。
蔡翔在这些涉密问题没有查清楚的情况下，违反新闻出版署《关于防止在出版物中泄露国家秘密的通知》的规定，违反国务院和新闻出版署关于重大选题备案制度的规定，坚持要出版这本书，我则坚持在这些涉密问题解决之后才能出版此书。我与蔡翔在出版此书上的重大原则分歧，是蔡翔将我赶出出版社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如上所述，从2003年7月20日起，我长时间接连不断地给江泽民寄信反映蔡翔的问题。但是，无论我给江泽民写了多少封信，多长时间的信，措辞多么尖锐激烈的信，江泽民全都不予理睬。即便我将求助美国总统的信、求助联合国秘书长的信，求助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信，寄给江泽民，看他有什么反应，江泽民照样摆出一幅“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丑恶嘴脸，不予理睬！
关于江泽民故意存心包庇、纵容、支持蔡翔非法剥夺我的工作权问题，2007年3月8日、9日、20日，4月2日，在我亲自送给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办事处610办公室官员韩军的信中，讲得一清二楚。以下是韩军收到我的信时，亲笔写的4张收条的复印件。
江泽民宁可置宪法和“保密法”的规定于不顾，宁可迫使我求助美国总统、联合国秘书长、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也不愿依法查处蔡翔在涉及泄露总参绝密文件上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不愿依法维护我的工作权。在江泽民看来，谁敢在法轮功问题上讲真话，他就整谁，国格、人格一钱不值。
1999年还发生过一起泄露绝密文件案，即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关于“查处赖昌星”的批示，被泄露给赖昌星。
在赖昌星逃往加拿大之前，江泽民拥有一切有利条件及时抓捕赖昌星，并将向赖昌星泄露绝密文件者绳之以法。但是，江泽民没有这样做。甚至在监听到赖昌星要暗杀中央“4•20”专案组副组长牟新生之后，也没有对赖昌星动手，而是听任他从厦门到北京，从北京到福州，从福州到香港，从香港到福州，再从福州到香港，最后从香港顺利飞往加拿大。向赖昌星泄露绝密文件者，一直逍遥法外。
根据以上情况判断，完全可以说，是江泽民故意放走了赖昌星；江泽民就是向赖昌星泄露绝密文件者的后台老板！
善恶有报是天理。曾经以为有权有钱就什么都可摆平的蔡翔，如今已彻底失去人身自由。
坏事做绝的江泽民，恶报将毫厘不爽！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