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12月10日讯】近日偶读黄仁宇回忆著名歌词作者田汉的文字，感慨系之。
黄仁宇抗战时因与田汉长子田海男是军校同窗好友而结识田汉，并与田海男一起得其关照，成为国民党抗日名将阙汉骞、郑洞国麾下将士，赴滇缅战场作战。当时身为共产党员的田汉，按照党组织安排进入国共合作之国民政府作抗战宣传工作，官拜少将。
大约就在那段时间，田汉写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被中共定为“国歌”。当日，看着身边无数抗日健儿（包括他自己的爱子）唱着这首歌走上抗日战场，他大概作梦也没有想到，这首歌的命运会那样坎坷，自己的命运则更坎坷，会被冠之以“叛徒”、“特务”、“内奸”等等骇人听闻的帽子死于非命吧？
我得知田汉惨死消息是在七十年代初，来报告者是我二舅，他与田汉曲曲折折沾了点亲，他的内姑丈欧阳予倩跟田汉是儿女亲家，田海男娶的正是欧阳予倩的独生女。那日二舅一来就叫我妈检查门窗是否关紧，然后将嘴巴凑到我妈耳边低声道：“田老大死了。”
那时我们已得知田汉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遭到残暴批斗。“国歌”也变成“反动歌曲”被取代。但二舅传来的消息仍令我们惊愕，我妈第一反应是：“那么武高武大的人呀！”
她是见过田汉的。我则只见过田海男，是在我儿时到欧阳姑外公家作客时。印象中那也是一条腰圆膀壮的汉子，着一身军装。“是个团长呢！”有人告诉我，当时在我们心目中团长就是很大很大的官了。
“那他孙女呢？”我问，我关心的是那个曾在一起跳过橡皮筋的可爱女孩。
“他家老太太呢？”我妈问，她关心的是那个以慈爱着称的田汉老母亲。
二舅没理会我们，兀自摇头叹息：“我以为只有我们背时，哪晓得他们自己人比我们更背时。”
我们后来知道，田汉死得很惨。比老舍、吴唅更惨。据说他临死前只求能见老母一面，昏迷中念叨的只有家人，而他写在纸上的最后文字则是“认罪书”，诬陷自己“不明道德，陷害良善，鱼肉百姓”。参考如今那些在电视里认罪、逃出国门后便翻供的异见者情形，我觉得他的名作《关汉卿》里那句台词才是他临终真正心声：“将碧血，写忠烈，化厉鬼，除逆贼。”他一定痛感自己比窦娥死得还冤吧！
但也许我想错了，死都搞不清状况的冤死鬼大有人在。共产党宣传洗脑的本领太高强了。身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亲身经历国共长春之战、被林彪以饿杀长春市民取胜的残暴所吓，头也不回逃出了大陆，后来回国后受到中共宣传蛊惑，尚且思维混乱，竟将毛泽东与华盛顿、拿破仑相比，对极权体制表示了含糊其辞的态度，更别说忠诚的共产党员田汉了。
五十年代，当田获悉黄去了美国，还托黄妹转告说对黄的处境“甚感忧虑”，希望黄回归大陆。我想当时身居中共高位的田汉，一定想不到自己才是应当被担忧的那一位吧？
我读白修德、费正清这些亲中共美国学者著作也常陷于迷惑：是呀，民主制度也有很多缺陷甚至黑暗面，而中共政权似乎也不无繁荣甚至富强面。黄仁宇晚年之所以有那番议论，不就是受到他被美国大学无情炒鱿而被中国大陆热情接纳的影响吗？我读了黄仁宇的田汉回忆以后，又找了些田汉之死的有关资料看，并把白修德、费正清回忆录再读一遍，突然有所感悟。
白修德与费正清、还有那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韩丁”，都提到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肆虐美国时他们遭受的迫害，可即便是在那种非常时期，他们也还得到公开申辩的权利，甚至在坚持自己立场的情况下，也没有遭到关押，照干自己想干的事，照说自己想说的话。最多只是暂时吊销护照而已。
反观死于中共暴政下的无数文化精英、甚至中共官吏们的遭遇，他们一旦被打成反毛反党份子，就立马失去包括生存权在内的任何人权，猪狗不如，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别说申辩了，低头认罪往往也只有死路一条。更可怕的是家人亲友遭到株连。田汉的儿子被告知父亲已死，竟不敢去收尸，以至这位“国歌”作者的骨灰盒里没有骨灰，只有他生前用过的一支钢笔和一副眼镜。不过比起死无葬身之地的副统帅林彪他还算幸运，而比起国家主席刘少奇来，其待遇也稍胜一筹，死时至少还通知了家人。
这就是民主体制与极权体制的根本区别：民主体制有法制，保障了人民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政府受人民，亦即媒体和舆论监控；极权体制只有人治，人民受政府、往往即独裁者的监控。在极权体制下，没人是安全的，包括政府机器内的大小零件在内。碰上一个开明君主还好，碰上一个昏君算你倒楣，碰上一个嗜血狂魔你就只有徒呼奈何了。这也是中共高官富贾们一边咒骂美帝一边争先恐后把家人甚至自己往美帝那边送的原因所在。
走笔至此，我不由得为年青时代的黄仁宇捏把汗。万一他当初听田汉的话回归了大陆呢？那一定世间早无黄仁宇，自然也没有《万历十五年》了。
附注：费正清在他写作于八九民运之后、去世后才出版的《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里，已否定了自己以前对中共的评价，从而也否定了自己以前的中国现代史论。这本书至今只有台湾译本。
再注：想到自己的子孙亦将活在这种体制下，真是不寒而栗。这是我们之所以拚死抗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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