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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30日讯】八十年代之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对于交税这件事，从来都不甚关心，似乎赋税与自己的生活无关，纳税对个人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字眼。
道理当然很简单。因为在毛泽东时代，“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奴”。中国的所谓“公有制”，即“党-国”所有制，使政府与党的机构的运作经费根本不需要去求人上缴，公有制的政府在本质上无须征收赋税。所有财产都在党-国的口袋里，所有国有企业创造的利润都归它所有。相反，人们所种的地，人们吃的饭，人们领到的薪水，反而被认为是党和国家给的，是党-国养活了人民，而不是相反。
因此，在那种共产制度下，赋税本质上是一种虚拟物，是一种膺品，是模仿私产制度的一段盲肠。共产国家的政府在根本上并不依赖（国民所缴的）赋税来运转，在这点上，它无所求于国民，因此，它也不受国民意志的制约。
本质上，税赋是与私有制相伴随的产物。是该制度下国民用自己的钱（赋税）来购买政府对自己的服务，因此，在这种关系下的政府必然受到民意的制约。这一原则，是由人类的第一个宪政国家英国用划时代的大宪章确立下来，并在几百年内逐步向全世界扩展开来的。
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的财产制度目前正处于历史性的转型阶段，公有制衰微，私有制萌发，但新旧制度仍处于拉锯战的相持形态，一系列异象由此发生。
前不久，以明星刘晓庆涉嫌逃漏税被押进秦城监狱为象征，中共以一种夸张的声势加强了对富豪的查税，几名名列富豪排行榜的亿万富翁也陆续被捕。但是人们注意到，所有这些被清查的富翁中并不包括位高权重的人，特别是发了横财的赫赫有名的太子党们。
这些事件的发生溯源于何种国情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过去二十几年逐步走向市场经济，对外商和对民营企业开放，国有企业不可挽回地走向失败，导致公有制日益缩小。此外，国有财产的转移由于缺乏透明的制度安排和监督，日益流入权力者的腰包，甚至大批流失到国外。这两项因素（国企失败，公产流失）致使国库日益空虚。而经济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转型，又使私企逐步崛起壮大。这一公一私的一消一涨，使国库收入对民间企业和个人赋税的依赖度日益增加。
但是由于过去公有制基本不依赖赋税的惯性，虽然自从1980年起就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基于中国税制的不公平不完善，加上缺乏合乎国际标准的金融、信贷和财会制度，致使多年来逃漏税成为普遍现象。直到近两年，由于中国加入WTO，关税大幅降低而导致海关税收迅速减少，该巨大压力与前面的诸因素多管齐下，中共骤然发现税基严重不足，国内税务领域问题丛生，逃漏税严重，加以贫富悬殊，民怨沸腾。于是，在这种国库日益捉襟见肘的困境下，当局把视线转向了市场经济造就的富人阶层。
在北京的算盘里，打击民间的富豪，一可以充实国库，二可以平抑民怨，可谓一石二鸟，何乐不为？这样，中南海的潮流骤变：从“官商合流”转向“杀鸡儆猴”，一场汲汲于与民争利的浪潮汹汹而起。这就是中国一批民间富豪身陷囹圄的背景。
一个现代国家诚然是要靠赋税来运转的，但政府向公民收税的合法性奠立在什么基石上，需要一个清晰公正的原则。在根本上，这一原则就是：征税必须经被征者的同意。即是说，没有纳税人代表参与制定税法，就不纳税。而这一点，正是历史上宪政的起点。
公元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在内政与外交方面刚愎自用，残酷昏庸，狂妄自大，屡屡失败，严重侵犯了贵族的权利，致使当时的英国贵族忍无可忍。于是大家起而拒绝他的命令，在主教朗登(Langdon)的领导下，贵族们开会并起草了一个宪章，这就是著名的“大宪章” (Magna Charta)。宪章的基本内容有：
没有投票，就没有赋税。意即，不经过国会的通过，政府不得征税。
除了经过同一阶级的人的合法审判，或是依照本国的普通法，任何自由人不得被逮捕、监禁、强占、剥夺法律保障、充军或其他侵犯，……。
很明显，大宪章限制了国王的权力，约翰王在组织起来的贵族们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当众宣誓遵守宪章，并于1215年6月15日在宪章上加盖了英国的国玺。贵族会议选出了25个代表监视国王，若有违反宪章之事，就向他宣战。
以后，再经过反反复复的曲折抗争，于公元1265年，英国终于召集了人民代表，每县或每市派两个议员出席国会，实现了平民参政的历史性成就。1295年，当爱德华一世成为国王时，国会才成为英国政治的经常性制度，宪政体系才稳定在了历史上，这是大宪章运动的伟大成就。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最难于理解之处，恐怕就是，英国国会靠什么限制国王呢？因为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君王既然是最高权力，则其他的部门或人员无非是执行君主旨意，或者摆摆样子而已，怎么可能与最高的君主权力分庭抗礼呢？
这里的关键在于，历史上的英国国会（巴力门），有一项权力是很具体而实在的，即：不经过国会通过授权，政府不得征税。这样，国会就牢牢地控制住了政府的钱包。如此，政府就再不可能象其他专制政府一样任意横征暴敛了。
有人也许会问，如果国王不遵守这一传统，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很简单，因为是私有制。而你征税是有求于人，要人民出钱。如果你不合法征税，即征收没有经国会通过的税，老百姓就有权不给，就可以合法地以国会为后盾抗税。如果政府要逮捕他，国会就可以出面保护他，与国王抗争，并且在法理上国会占上风。这就对政府的权力形成了实质性的限制。
人类的宪政起源，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上述传统。以后的英国光荣革命，甚至美国独立战争，都与该传统密切相关。
当下的中国，在经过了二十多年市场改革之后，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财政收入问题，必须保障私有财产的宪法权利，必须让纳税人有代表参与税制与税率的制定，国家税收权必须归于纳税人代表会议──国会（或称全国人大），而不是如现在这样由行政部门（国务院）拟订税收条例。所有这几条原则，正是宪政制度的催生剂。换言之，宪政的确立离不开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
当下人们喜欢谈所谓“新新人类”。一个恰当的反调恐怕是，在中国，“新新人类”的时髦就免了吧，我们还是多谈谈“纳税人”为妙。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共产制下，“纳税人”这种动物已经在中国大陆绝迹了。因此，中国人就都变成了被党和国家赏赐予“生存权”（有时也赐死于他们）的臣民乃至家奴。现在,在中国逐步进入世界主流秩序的历程中，控制亿万臣民吃喝拉撒的“国有大灶”已经不大冒烟了，家家户户都开始在经营自家的小灶小锅了。于是，往日手握“国有大锅勺”的掌勺者现在也得求大家购买他的服务了。在这一情势下，“买方”的权利──纳税人权利这才出现。在这个意义上，“纳税人”才降生。他们才堪称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的真正“新人类”。倘若中国人普遍确立了纳税人的意识，懂得了没有自己推选的代表到立法机构议政，就不缴税；懂得了必须去监督乃至更换使用纳税人钱的政府，那么，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制度，简言之，宪政民主制的降临，恐怕也就不会太遥远了。
让我们擂鼓而鸣，迎接中国大地上“纳税人”的诞生。
原载《观察》本文网址：http://observechina.net/info/da.asp?ID=19994&ad=11/27/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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