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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1日讯】孙中山因其领导和推动了辛亥革命，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提出”三民主义”理论并按照民主原则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基本架构，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由于在一个专制思想根深蒂固、专制统治盛行了几千年的国度里，破天荒地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历史的任何阶段，无论任何党派，都将不得不确认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与他的革命党人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的崭新的一页。国民党称其为”国父”，共产党称其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均名副其实，恰如其分。
孙中山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提出并阐述了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并按民主原则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其中民主主义是其思想的精髓。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较为狭隘，民生主义也没有提出多少建设性、创造性的见解，惟有民主主义，始终闪烁着思想的光辉。在一个盛行专制主义思想的国度里，民主主义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而且，落实民主主义理念，更是自孙中山以来历代中国人的神圣使命。这种使命至今仍未完成，因而，他的民主主义即使在今日，仍有继承和阐释的必要。在中国大陆民众争取实现民主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孙中山的民主主义仍是值得借鉴的宝贵遗产。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向中国人系统阐述民主主义、开创民主共和国的”国父”，却在晚年不幸而走入迷误：引进苏俄的”党治制”。”党治制”作为一种与民主政治相对立的极权政治，对中国危害甚大。
中华民国成立时，完全按照美国民主政治模式组建临时政府。在此种模式下，实行代议制，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分立，并实实行政党政治。人们普遍认为，议会政治是现代化的必然诉求，政党则是议会政治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民国成立后，各种政党和社团纷纷建立，如”过江之鲫”，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随后，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在议会中取得第一大党地位和组阁权。虽然由于宋教仁被刺，随后袁世凯称帝，民主政治遭遇到了严重的挫折，但中华民国的议会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基本上确立了下来。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国的官僚仍抱持传统的政治观念和专制思想，中国的民众普遍缺乏民主素养，中国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更没有产生独立的中产阶级。在此种历史条件下，中华民国的议会民主显然弊端丛生，甚至被专制力量严重侵害和扭曲。中华民国的破败不堪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鲁迅等人的文章中有充分的揭露。但总算保留了民国的牌子和议会民主的招牌和架子。对于中国来说，这块招牌和架子也还是非常宝贵的，否则又何需如此激烈地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了。不管怎样，中国在迈向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中国的民族工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也较为活跃，正是在这种体制下，萌生了新文化运动。对于这种体制存在的问题，需要的是在民主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循序渐进、坚持不懈地进行改良和完善，期待到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中产阶级形成和国民普遍受到良好教育时，真正实现健全的民主体制。这里只需要改善和改良，已经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政治革命了。
但孙中山面对着政治上的失败，却急功近利，引进苏俄的党治制，这无疑是饮鸩止渴，实质等于摧毁了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并给中国未来的发展设置了极难逾越的障碍，成为中国人迈向政治现代化道路上的一大政治包袱。
孙中山在宋教仁案后，就逐步显露出他的局限性。他用武力发动”二次革命”，而不是利用当时有利的政治形势，积极开展议会斗争，给袁世凯以很大压力，巩固民主体制。随后，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又显露反民主倾向。在护法运动中，采用武力手段，而没有采用议会斗争的方法。不管民国的政治体制如何有问题，但在野力量也应遵循游戏规则，不能因为自己的失败而退出游戏规则，改用武力手段（甘地对抗英国的方法就很值得肯定，虽然情况不同）。孙中山在上述问题上的失误，显示出他思想的局限性，为后来学习苏俄党治制埋下了伏笔。有关孙中山的上述失误，袁伟时先生已有详尽的论述，很有见地，在此不予复述。本人认为，上述失误确实也大，但还不至于对中国未来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因为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框架仍未被破坏。而他学习苏俄，引进党治制，则是他一生最大的迷误。由于他误入歧途，给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也是孙中山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的一生的最大的失败。
苏俄党治制的基本特点是：党凌驾于国家之上，以党治国，党国不分，号称党国。在党治制下，党政不分，或以党代政。以党治军，军队受政党控制。意识形态一元化，即所谓”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主义”。党治制是对他原先倡导的民主主义的最极端的反动。在党治制下，党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这就破坏了政党政治的基本原则。在党治制下，以党治国，以党代政，一切权力集中于党，”三权分立”或”五权分立”荡然无存，一党控制了行政、立法、司法等各个权力领域。党治制下，军队受党控制，违反了民主制下军队中立、军队国家化和军人不干政的基本原则，任何异己的力量和反对党随即很快会被消灭，任何在野力量和反对党不可能存在，除非甘做花瓶。斯大林消灭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实施大清洗，便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他们还只是党内反对派，党外反对派更不可能存在。在党治制下，不允许有别的主义和多元思想的传播，《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要保障的言论等自由完全丧失，一个主义外的任何思想更无立锥之地。由此可见，党治制是现代形式的绝对专制主义，是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
孙中山晚年引入这样的一种制度，虽然表面上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随后并由蒋介石按此方式建立了南京政权，但却是孙中山一生事业的大失败。党治制葬送了他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框架，也葬送了中华民国建国的基本政治原则，而这原本是孙中山一生的追求。他一生的最大失败，不是辛亥革命成果被窃，也不是”二次革命”或”护法运动”的失败。辛亥革命后虽然有很多的失败，但民主体制的框架和原则仍然得以幸存，在这样的原则和体制下，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仍有前进、改良的空间和潜力。党治制摧毁了民主主义基础上的一切，在党治制下，即使要想恢复民主政治体制的空架子，也难乎其难。如果说原来的体制下还有民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的话，那么，党治制把中国引人了死胡同，在那儿，民主无处逃生。随后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失败和苦难，除了内外诸种因素影响外，党治制也难辞其责。
中国坚信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在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从孙中山身上吸取教训，不要急功近利而放弃了最基本的立场和原则，葬送了自己的事业。须知，民主的实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可能一帆风顺。
摘自《新世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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