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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5日讯】卖血赚钱
中国文化忌讳献血, 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长期以来血供应短缺. 中国平均每人可得的输血供应量(blood per capita available for transfusions)是0.8 milliliters, 远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7.0 milliliters. 不幸的是, 安排的献血也意味着中国的血源有很多来自卖血者. 而卖血在典型的情况下不如自愿献血安全. 中国太晚才明白艾滋病毒可以轻易地通过污染的输血渠道传播到总人口.
买卖血在中国是一种赚钱但是管理很差的产业. 虽然中国1998年颁布的<献血法>规定卖血非法, 但是, 供求规律使得非法采血禁而不能止. 现在又转入了地下, 这样一来国家规定就对其完全不起作用. 举例, <北京晚报>的一些报道说, 在政府下达了义务献血的指标之后, 有一些国营工厂的工人付钱给 “血头”, 让他们寻找流动工来替他们 “献血”. 只要自愿献血一天不能基本上满足国内的需求, 这样的做法就难以消除.
出卖血浆尤其有吸引力. 要是仅仅卖血浆, 而不是卖全血, 卖血者不会损?鹖撗y, 那末就可使卖血者相信, 他们可以卖得更多而不会得贫血症. 一个卖血者的血液在抽出来之后, 常常与其他同血型卖血者的血液混合后放在同一个离心机里. 血浆就从全血中分离出来, 余下的血细胞和血小板的混合物再被输回供血者. 整个过程仅仅30分钟, 有报告说, 人们在连续5天甚至更长时间内每天卖血浆多达3次. 但是, 这种把不同人的血液放在一起又重新输回给每个人的集中卖血浆方法意味着靠血液传播的疾病可以一下从一个人传播到许多人. 还不仅如此, – 作为节省投入的方法, 在集中采血过程中, 反复使用同一个注射器的情况是普遍的. 很少有采血者为卖血人员筛查他们血液中是否带有艾滋病毒和肝炎病毒, 或者其它血液传播的疾病. 在他们把血液卖给医院和需要用血的个人之前, 也不对血液进行测试筛查. 由于中国医疗费用日益高昂, 许多需要用血的个人被劝告直接到采血站去买廉价的
血, 这样一来就彻底绕过了医院的筛查过程.
一些不屈不挠的医务工作者, 艾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们, 还有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新闻媒体现在都在披露以往近10年中中国农村的非法卖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结果是许多当地官员竭力掩饰他们曾经介入过这些活动, 并阻止记者和政府的卫生专业人员到有艾滋病传播的村落和城镇中去. 中央政府的卫生官员无法知道农村中艾滋病传播的全面状况, 几乎要完全依赖各地农村干部和他们的信息网络来了解艾滋病的形势. 而许多当地官员则竭力掩饰农村里艾滋病发病的情况. 这样一来, 不仅剥夺了患病公民的医疗需求受到关注的权利, 而且更近一步推动了疾病的蔓延.
卫生系统的问题
灾难性的卖血现象只是更严重问题的一部分: 中国的卫生医疗系统处于衰退中. 在经济压力下, 国家被迫退缩, 改变其已往作为唯一的医疗卫生提供者的角色, 遗留下很大的未经过规范的真空. 虽然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能够获得良好的医疗技术服务, 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不再能够得到哪怕是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农村地区更是如此. 1978年的时候, 国家20%左右的医疗投入要放在农村, 到了90年代中期, 国家医疗投入已经下滑到4%. 中国的9亿农民中只有不到10分之一的有某种医疗保险, 但是中国的医疗费用在大幅度上涨, 许多地方诊所因在市场经济中竞争不过而被迫关门. 在这些变革中受害最大的是中国城市里的流动人口. 他们不仅受到艾滋病和其他疾病感染的威胁, 而且, 因为他们要么居住在工地的工棚里, 要么住在城市的边缘, 他们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而且也最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预防教育和治疗.
中国的医疗专业人员强调, 目前中国到处都提供病毒测试, 尽管有时费用高昂. 很少有艾滋病人能够付得起西方医药公司生产的抗艾滋病毒药品. (在北美, 一个疗程的经过仔细斟酌并在监测下服用的 “鸡尾酒”疗法在一年中的费用是1.5万到3万美元). 有些主要的医药公司宣称, 他们在中国销售抗艾滋病药物时将降低价格, 中国政府也在通过谈判试图得到更低的价格. 虽然这些措施会有所帮助, 但是目前发明出来的绝大多数疗法是主要用于对付西欧和北美发现的病毒类型的, 有可能对肆虐于中国的艾滋病毒类型不那么起作用. 由于以上两种情况的影响, 中国的医生被迫侧重于艾滋病的症状治疗, 比如咳嗽, 发烧, 皮肤泡疹, 肠胃不适, 以及肺炎, 但是无法减缓致命的感染过程. 边远农村地区的居民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治疗.
至于采血, 另一个问题是反复使用针头和注射器. 在中国, 许多治疗是通过注射方式来实施的. 中国存在庞大的销售使用过针头的地下市场, 使用过的针头经过清洗, 重新包装, 又重新卖到其它省份的医院和诊所. 为了节省开销, 有些诊所也反复使用针头和注射器. 这种不洁净注射目前正在迅速地扩散着血液传播疾病, 比如乙型和丙型肝炎. 有些专家认为, 在未来不洁净注射将成为中国艾滋病传播的又一个主要模式.
太少, 太晚?
外国的公共卫生官员注意到中国的艾滋病传播模式主要有三种: 来自南部边境, 通过静脉吸毒方式传播; 来自东部沿海地区, 通过性接触传播; 来自中部的内陆省份, 通过非法和不安全集中采血传播. 北京在90年代后期开始警觉并付诸于行动. 早在1996年, 中央政府就建立了一个国家级委员会专门协调艾滋病行动. 后来又于1998年和2001年两次颁布正式的行动计划. 但是, 直到2001年政府才开始采取严肃的公开行动迎战艾滋病. 根据卫生部长的讲话, 国家在2001年对艾滋病的年度投入增加到1亿元人民币, 并投入9亿5千万元人民币建立血站. 国家还在卫生部下属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建立了一个国家级的艾滋病预防中心.
在2001年年中中国公开了灾难性的艾滋病危机之后, 又采取了几个引人瞩目的行动. 中国于2001年11月召开了第1届国际艾滋病大会, 有来自20个国家的200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 总的来说, 中国的官方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和播出越来越自由. 在12月1日艾滋病日那天, 中国政府 除了在主要城市推出的大规模教育活动以外, 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了一个电视剧, 描写一个商人如何由于偶然的异性恋性行为传染上了艾滋病. 中国效仿其他亚洲国家比如泰国已经开始对新兵, 尤其是对其中从贫困的农村地区来的19岁以下的男性青年进行艾滋病病毒测试. 政府还采取专门措施对河南文楼最有名的 “艾滋病村”的受害者提供特殊的关怀. 甚至还有若干法庭报道了对由于输血过错造成艾滋病感染的受害者提供赔偿的案例.
面对未来, 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些宏伟的目标. 在去年国家艾滋病大会上官员指出, 他们的目标是在2005年把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年增长率控制在10%以内. 在最近发表的一个行动计划中, 中国卫生部预计将通过增加预算和发行国库券获得更多资金. 但由于这些资金仍然有限, 他们将主要通过教育, 咨询, 和改造农村的献血系统来达到目的. 北京希望, 到2005年, 将有至少75%的城市人口和45%农村人口了解基本的艾滋病预防知识, 所有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全部完成艾滋病知识在职培训. 该文件还呼吁做到在至少半数的艾滋病高危险人群中促进安全套使用. 其它目标还包括让至少50%的中国艾滋病受害者能在当地接受治疗. 但是, 考虑到中国艾滋病目前泛滥程度, 这些目标似乎过于乐观.
中国要对付艾滋病危机, 还要面对很多困难. 虽然官方媒体讨论的问题已有所增加, 但关于河南农村的集中采血丑闻或中国的医疗卫生系统接近全面崩溃的消息却很少被提到. 半独立报纸<南方周末>的一些调查报告披露了一些河南集中采血问题, 但该报纸的发行人被省政府施加压力剪掉这些内容. 艾滋病毒受害者出现在会场里和电视上是通常是经过掩饰而无法辨认的, 更加重人们把这种疾病看作耻辱的倾向. 中国卫生部为了完成其教育群众和治疗受害者的任务, 必须要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政府支持和政治影响. 但是, 即便得到了这些也仍然远远不够. 因为, 艾滋病是从最基层泛滥的. 那么, 要对付它也必须从基层做起. 但是, 中国要把重点放到基层, 既缺乏相应的专业能力, 也没有资金. 采取列宁主义的 “民主集中制” — 即, 自上而下, 共产党领导的方法 – 仍然盛行于中国, 使中国全面迎战艾滋病问题的能力复杂化.
道路是曲折的
为了避免步步逼近的灾难, 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 世界各国的经验显示, 广泛的艾滋病传播除了给人民带来灾难以外, 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除了增加投入以外, 中国抵抗艾滋病的战略应该把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加强教育, 改进医疗服务, 以及加强政府的监测能力. 中国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认识到, 从近期来讲, 教育和预防是最重要的策略. 该方法应当包括通过教育进一步加强公众对艾滋病问题的认识, 包括促进安全套使用和在学校里开展性教育. 要向社会提供更高质量的信息, 还应加强流行病学研究, 并加强对疾病流行状况的监测.艾滋病知识教育尤其要把重点放在高危险行为发生的地方, 如公共浴室, 发廊, 按摩室, 夜总会等.
要想战胜艾滋病, 中国的医疗服务系统还需要自上而下地改进. 应当给予各地的公共卫生工作者更大的权限来确认易感人群, 建立相应的门诊部, 实施预防项目并建立咨询中心. 医疗卫生工作者还必须尤其应当为高危险人群如性工作者中诊断和治疗其他性传播疾病. 因为性传播疾病 如herpes 和 gonorrhea 会有助于艾滋病传染. 此外, 还应当积极采取措施, 建立并严格执行的国家关于采血, 捐献器官, 使用清洁的针头和其他医疗器械的规定.
治理采取以上步骤的政治环境也同等重要. 国家和地方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 防止艾滋病受害者受到歧视; 为艾滋病携带者的病毒测试结果保密; 加强公众对艾滋病问题的认识; 鼓励自愿献血; 严厉打击非法集中采血. 政府领导人需要对艾滋病问题投入更多的资源, 这并不仅仅是资金的投入, 而且还要打破官僚主义的障碍, 让卫生官员, 开业医生, 计划生育部门, 教育部, 国家药品管理部门, 官方媒体, 公共安全部门更有效地合作, 共同迎战艾滋病. 总之, 中国领导层需要把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放到重要得多的位置上. 不幸的是, 以往的经验说明, 中国的政治机器无法通过动员来解决大范围的社会问题(就如同腐败问题一样), 直到它自己的某个高层官员受到影响.
国际社会应当起到更多的作用. 全世界的许多政府间组织, 各国政府, 和非政府组织已经开始向中国提供技术和资金迎战艾滋病. 比如, 世界银行最近向中国贷款2亿5千万美元在中国的4个省支持艾滋病预防项目. 美国政府与中国的合作包括派遣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代表团两次访华, 并计划同中国交换专家. 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官员说, 今后将开展的项目将把重点放在监控, 流行病学研究, 教育, 安全用血, 和社区医疗服务上. 美国国家过敏和感染疾病研究所也与中国同行建立了合作项目. 此外, 美国药品和食品管理局, 国家癌症研究所也都建立了与中国的艾滋病预防项目. 中美之间在迎战艾滋病问题上的合作是将是两国关系一个潜在的, 有建设性的领域.
直到最近, 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反应还体现为否认和沿袭以往制度的惯性. 当80年代中期发现首例艾滋病时, 中国政府立即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公共安全问题处理, 谴责外国人, 妓女, 吸毒者, 和把这种疾病引进中国的少数民族. 直到不久前, 政府才意识到, 试图孤立和清除受感染的人的做法仅仅会把问题近一步隐藏到地下. 对中国政府和那些希望帮助中国政府的外国机构来说, 首要的问题是准确估计艾滋病危机的真正范围. 但是, 承认问题的存在只是遏制艾滋病的曲折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 中国还必须在国家变得更加现代化和社会更加开放之后出现的危险并呈现的前途之间学会权衡.
关于作者: Bate Gill, 布鲁金斯学会外国政策研究高级研究员; Jennifer Chang,布鲁金斯学会外国政策研究项目研究助理; Sarah Palmer, 国家卫生学会, 国家癌症学会艾滋病毒药物抵抗项目病毒学家
摘自:美国政界核心刊物《国际事务》（Foreign Affairs）,3/4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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