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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6日讯】我第一次坐牢独处单间时面对过一个问题，这也是从89年前在北大搞民主沙龙和校园民主时就开始想的问题，即：我为什么卷入政治？就个人兴趣爱好来说，我更喜欢文学艺术；近几年不幸还出过十几本书。
我家三代包括我本人是研究史学的。我从不认为自己是搞政治的，也不认为特别擅长搞政治。那我为什么去呼吁反对共产党?为什么卷入演讲、游行和组织政治活动？我认为我参与政治活动，是为了对抗权力。之所以对上了共产党，是因为它代表了最为强大的权力;之所以卷入了政治，是因为政治在中国代表了最大的权力.
说政治肮脏是值得讨论的；反抗的政治就不是肮脏的.有一种政治，它的价值就在于不允许有任何的权力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即使是清明政治，也需要有人去对抗，去反对；这样才使人们有更大的自由空间。
因此我表面上反对的是共产党的政治极权，在内心深处更关切的是反对一切主流的极权统治。福柯揭示了极权政治其实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可以是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反对主流的垄断价值，希望为真正自由的精神创造条件和空间；这类自由精神常常被归于另类，往往被主流文化压抑和窒息。我主张，少些对主流的附和，多些对另类的关怀和同情.这样人们会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和可能，精神文化有更丰富的发展。因此，我的政治关怀其实是文化关怀，我从事政治其实是发展文化精神。
现在审视中国问题太多地从政治平面上讨论政治意义，为什么不从精神文化层面看？
从这个层面看中国，至少有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六四”是我们民族精神蜕败的起点。文革给中国人良心造成的是持续压力下的钝伤，“六四”则是尖锐的刺激伤害。文革中一方面镇压对专制的反抗，另一方面还号召人们追求真理。但““六四”后的共产党赤裸裸地要求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忘掉社会正义。从此，人们不能再关心正义；因为任何追求正义都无法回避“六四”，从而面临迫害，失去常人的发展机会。这就抽掉了我们民族道义勇气的支柱；
第二，“六四”又是我们民族精神升华的颠峰，那时中国人体会到道德的颠峰境界；
第三，“六四”后，中国人失去了精神共识的目标。80年代，中国有改革开放的旗帜，“六四”之后，人心涣散，没有凝聚人心的共识，甚至没有共同的关注焦点。中国人甚至没有奋斗目标；
第四，中国需要精神重建，我不悲观。方向是什么？希望在哪儿？我认为，天安门母亲运动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这不仅有挑战专制迫害、讨还公道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精神境界的独立公民的支援行动，这是对成千上万还追求道义的中国公民的精神鼓舞。
转载《中国事务》http://www.chinaaffai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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