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9月09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慧真、梁珍香港报导）“港区国安法”导致移民潮，亦冲击了学界。根据教育局的统计数字，去年10月中到今年7月底，全港公营中小学学额空缺新增14,198个，其中仅6月底到7月底即增加6,199个。前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早前预期，暑假结束后，9月开学时学额空缺会更多。
今年5月携儿子移民美国洛杉矶的港人Mina，曾在反送中运动中积极参与游行集会，并与儿子在一次唱圣诗活动中遭催泪弹袭击，目睹了许多香港法治衰败的事实。她接受本报《珍言真语》节目采访时，谈了她两年多来的经历和思想变化，以及因看不到香港的出路和担心儿子成长而决定离港。“我真是没想过回去。”几年间太多令人心碎的事，也让她清醒的看到“共产党真的是不可以相信的，真是魔鬼来的。”而香港这个家对她来说，已经是大陆的地方了。
2019年反送中 心情从积极到低落
Mina记得，反送中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她还有心情去上兴趣班。到了周六、日一定会有游行，“我叫我先生带着儿子去，我上完课之后与他们会合。”儿子那时只有14岁，但是很投入，“凡是星期六、日他一定会去的。还有他有很多纸牌，自制的那些，写满了标语，我也会帮一下忙。”
直到2019年9月，发生15岁的陈彦霖浮尸案，疑是中共黑手杀人恐吓抗争者，令她情绪变得很低落、抑郁，“她是个女孩被人全裸，我难过到好像是自己的亲人遭受这样的不幸。”
她直言，以往香港发生过很多次政治运动，比如反国教、占中、鱼蛋革命等，每次社会上都有很多动荡，但最终都可以局部的解决，“因为政府（过去）会在某个程度上愿意做一些让步，也可以平一些民愤。所以这次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想过这么不可收拾的。”
平安夜唱圣诗遭催泪弹袭击 被儿子救出
令Mina印象最深刻的是2019年平安夜，她一家三口与“快必”等一群市民在尖沙咀集合，参与“和理非”的游行。“那个时候是很紧张的，满街都看到警察，到处搜查，每一个都背着真枪实弹。”不过她觉得，大家只是在几个站停留，听牧师讲一下圣经、唱一下诗歌，没什么不可以的。
最后当他们要离开尖沙咀警署的时候，警方无端端对着人群“砰砰砰”突然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
“他们也有说，什么再不散开就要怎么样，你们现在触犯了什么。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做任何东西，只是在那里唱圣歌、唱诗歌，也有唱圣诞的歌曲应一下节日。想不到一转身就用橡胶和催泪弹射我们。”
她犹记得当日与儿子在催泪弹中逃离的惊险场面，那天警察连续射了很多发，忽然间整条街都是烟雾，而他们身上都没有防护装备，慌乱中她跟先生失散了，身边只有儿子，只听到不断的“砰砰砰”声音。“他小孩走得快，我看着那些催泪弹射向他的脚后跟有3弹，如果我的儿子走得慢的话，其实是射中他的。”
“我因为怕跟他失散，就大声叫他，我叫他的时候吸了那口烟雾，其实我是喘不上气的，还有是想晕。”她差不多要倒下的时候，儿子回头扶上她，两人一起冲了出去。
“出去之后，那些救护人员就走过来，给我一些药水洗眼、叫我漱口，我太紧张，将那些水喝到了肚子里。”她说，“其实那个时候是很害怕，也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
之后她还是继续上街，“但是不久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了，（外面）就好像静了下来。”
西湾河枪击事件听到枪声
“我住的地方其实很近西湾河警署，西湾河在2019年发生过枪击案，其实那天早上我也听到了枪声。”
她回忆，那天早上她送儿子上学，陪他等校巴，听到了枪声，接着很吵，“我先生也听到了，就告诉我那里发生了枪击，开枪了。”“我走过去的时候已经被人封锁了，警察不给接近，我只看到一群人围着在那里，要远远地看。可能在处理，伤者应该抬上了救护车了。”
她感到非常不开心，“觉得怎么会搞成这样，这么恐怖？怎么可以开枪？”
儿子在维园经过 险被警察截查
2020年新年，Mina与儿子、先生一起出去买花，看到维园附近有很多警察和铁马，儿子走在她跟先生前面，离她们几步远，左右两边都是警察，“走着走着，警察走到我儿子身边。我即刻冲过去抱着我的儿子。”“我就想给他们知道，他是跟妈妈出来的，我们是来买年花的，你不要搞我儿子。”她当时感到非常紧张，认为若儿子是单独去维园，就很可能会被警察抓走。
她认为，随处可见的警察让她在香港生活真的感到很害怕，以前搭地铁不会看到有警察三三两两站在那里，挥手叫市民过来查身份证，但是这场运动期间，她住的地方却经常这样。
耳闻目睹了太多，她觉得香港已经不适合小朋友成长和生活，“他以前上学我都会让他自己坐车的，他有校巴的，不过都要转地铁转巴士。但是后期我已经是要跟着出入，我怕他上学以后，未必可以安全回到家，所以我就要等他。”
香港政府与司法渐渐崩坏
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Mina更看不到香港的出路，而是感到香港政府与司法的真正崩塌，“对我们市民没有了保障，你以前如果有什么事，有一个健全的法律体制，你可以得到一些公平的审讯，但是现在没有了这个，就是随便它说。”
“我很小从大陆去香港的，我祖母是印尼华侨，她在50年代的时候，响应毛泽东的‘建设新中国’，被人骗了回去，结果爸爸妈妈都是受到迫害的。我们70年代来了香港，我那个时候很小，10岁左右，去香港读书，在香港成长。”
她感叹，自己成长的年代是香港最美好、最漂亮的，欣欣向荣，“在英治下的香港，人们只要能工作，就一定是可以安居乐业的。而且治安都是很好，那个时候，那些警察在世界上都算是一流的。”
她认识到，中共的“50年不变”也是骗人的，香港主权移交中共之后，一夜之间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慢慢一切都变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2012年（政府欲）推行那个‘国教’，梁振英上台之后终于搞到教育了。教育很重要，因为可以影响几代人，现在你看到大陆很多小粉红，就是教育教出来的。”
移民与先生分歧 仍携子移美
在移民问题上，她与先生产生了分歧。“我先生他是不跟我出来的，因为他觉得香港有一份工作，他认为你又不是政治人物，做好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就可以了。”“但是他不明白，政治与我们小市民其实在生活上是息息相关的，你不搞政治，但是政治会找上你，就好像现在反送中，影响了香港每一个人。”
她惆怅于先生不出来，但担心小朋友的成长和教育，还是带儿子来到了海外，“说真的，现在的生活都不是想自己的了，就是想下一代了，我的儿子还有那么多年的书要读，还有几十年的人生要过。”
在海外感到责任更重 会更加为香港发声
来到了自由国家，Mina并没有庆幸，而是感到自己责任重了，很想去多做一些事情。她经常问自己，在香港已经什么都做不了，如果出来也这样的话，那出来干什么呢？“他们不能讲，那你出来了你还不讲吗？你更加要代他们把他们那份也讲了。”
尤其是当她想起香港那帮年轻人，就会很难过，觉得他们为香港付出得太多，“逝者已经走了的或者现在正在坐牢的，其实他们也是我心里面的一些心头肉，因为很小，而且每个人的遭遇都很令人难过。”
她强调，没有香港人想遗弃自己成长的家，需要一大班香港的有心人去重建香港。“我希望如果他们选择留下的，真的要撑住，我们海外不论在哪个国家，这一帮手足不会忘记你们，我们每一天都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一直关注着香港，在这里可以做的，我们都会200%地去做。”@
责任编辑：李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