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11月24日讯】2022年11月12日中共政府推出二十条第九版疫情防控方案，新政策调整了对所谓的风险人员的管控，中共政府宣称这次调整是基于对各地防控经验的总结而做出的调整，更深层和关键的是，此次所谓的尝试放开机会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更直白的说：在一个没有任何民主，甚至是连过往几十年中共所谓的党内民主都不复存在的今日中国，此次尝试的建议得到了“皇帝”的许可。
有序解封或躺平？
在国务院发布新的所谓的防疫政策二十条之后，尤其是以河北省石家庄为主的防疫放松试点性工作迅速展开。11月13日，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在其官方政府网站上发布了《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
其主要内容在于告知市民从即日起开始“有序解封”，并且着重告知市民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责任人，同时还否定新的二十条防疫政策是所谓的躺平政策。
关于有序解封，石家庄政府给出的方法就是撤销绝大多数的核酸检测设施，取消各个场所对市民查验健康码的要求，撤销高风险地区以外的强制封控管理。此举貌似是将日常生活逐步的恢复到2020年疫情之前的生活状态，但是同时政府也把所谓的健康管理责任明确的提出并且下放给个人，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政府从另一个层面，巧妙地把之前在疫情封控和强制隔离中的个人与政府的矛盾，转移为个体与个体之间，从而减少了民众对集权政府的不满和反抗的风险。
政府转移矛盾：鼓动人民对立
此举反而让笔者想到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来描述和对比民主国家和集权国家：民主国家的人民把政府分为多个派别，在他们的争斗中人民始终获得最佳利益，而集权国家是把人民分成多个派别，并且鼓动人民的分裂和相互斗争，而集权阶层从中获的最大的利益。
其实通过这次石家庄的解封，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表面所谓的防疫措施的改变，其背后也是中国政府在石家庄尝试去做的一个大型的社会实验。因为现阶段大陆各地，因疫情防控严重损害人权，面临逐步上升的民众反抗压力，中央集权政府也需要通过此类实验来寻找所谓的合适的解决办法。
在石家庄政府推行新的防疫政策之后的一周，现阶段石家庄市民的生活也并没有完全恢复到2020年疫情之前的状态。在这一周，虽然政府不再对学校和学生进行管控，但很多家长主动的为自己的孩子请假，不愿意在没有PCR检测的基础上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学；很多商业场所，虽然开放并且也不再强制要求查验健康码和佩戴口罩，但是多人还是主动的佩戴口罩。
甚至是在所谓的开放之后的第一周，很多人还主动的减少了外出，绝大多数人在取消了强制疫情防控措施后，反而恐惧外出，在被剥夺个人隐私和强制个人行踪透明化之后的两年，中国人反而对初期被动高度透明和高度监管的社会充满了依赖。
中共的大型实验：人民习得性失助
这一切似乎反常于大家的期待，但其实今天的石家庄现象在很多的心理学实验中早就得到过验证。最典型的就像是美国心理学家马丁·赛里格曼（Martin Seligman）在1975年做过的习得性失助（Learned Helplessness）心理学实验。
这个实验通过把一只狗强制放到小的空间，不论其怎样挣扎也无法挣脱，并且通过电击进一步加强对狗的管控，长期时间后，再将笼子打开，狗并没有立马逃离原本极度反抗和恐惧的环境，反而出现等待着电击的反常倾向。
这个实验也为后来的抑郁症等心理疾病奠定了早期研究基础。反观今天的石家庄就像是一个大型的人性的试验田，通过这次所谓的解封我们看到的是一反常态的表现，归咎原因主要是中国政府从2020年开始，近3年的强制管控和过度防疫，导致很多人对社会的认知和心理出现严重偏差与创伤性防御。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石家庄希望恢复正常生活的市民和希望继续防疫的市民逐步分为两个对立阶层，并且这种现象在石家庄周边的城市也在形成新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很多周边城市在石家庄进行所谓的解封之后，开始严格审查和管理从石家庄返回本地的人员，普通民众之间也出现严重的排他效应，因意识形态而导致的民众之间的内部分裂情况也逐步上升。
石家庄的解封如果是单纯性的以经济恢复为目的，对其它更多中国大陆的城市开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试点，更多的城市可以通过这次试点看到在放开疫情管控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然而，如果中共政府是为了寻找解决和转移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而做的社会实验，那未来等待着中国大陆普通民众的可能是文革式的对立和进一步上升的对集权独裁愚忠的意识形态，所以这次石家庄的试点解封究竟会对中国未来的社会走向有何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责任编辑：吴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