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0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世勋采访报导）来自美国的安东尼（Antonio Graceffo）是一位经济分析师，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兴趣领域非常广，同时也专精武术，是一位武术家。
安东尼花了近二十年在亚洲各国学武，到过台湾，也去过中国的少林寺，在泰国学过泰拳，在柬埔寨学柬式拳击，还去了缅甸、马来西亚、韩国、菲律宾钻研武艺，后来回到中国，在上海体育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主题是东西方摔跤的差异。之后还在上海拿到了MBA的学位，成了一位经济分析师，有过两本关于中共政经发展的著作。
这些经历成了他观察中国社会的机会，《大纪元时报》专访了安东尼，从他独特的视角剖析中国。
近二十年的亚洲武术之旅
2001年9月11日，当时安东尼在纽约的华尔街担任理财顾问，当双子星大楼遭到恐怖份子攻击而倒塌时，他就在附近，全身都是大楼倒塌的尘土。当纽约市长宣布封岛时，他惊觉，当天恐怕是人生最后一天了，而自己人生的梦想都还没达成⋯⋯
原来，他小时候曾学过武术，很向往电影里那种在中国深山老林里学习武术的场景。九一一事件后，他想清楚了，人生苦短，应该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于是他辞去理财顾问的工作，踏上追寻武术之旅。
那是网路还不发达的年代，关于中国的资讯不多，他先到台湾，一边教英文，一边学中文，为去中国做准备，也跟台湾的师傅学一点武术。
2002年，他终于如愿以偿，抵达河南的少林寺学功夫。直到2003年SARS爆发，外国人不能待在中国，这才离开。
离开中国后，他继续在亚洲各国学武，在泰国跟老和尚学过泰拳，在柬埔寨学柬式拳击（Bokator），还去了缅甸、马来西亚、韩国、菲律宾，后来他在马来西亚成为职业拳击手与MMA（综合格斗）选手，大约十年的时间他都在亚洲追寻武术。
2012年他又回到中国，先是在上海大学教授商业课程，同时又到上海体育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东西方摔跤的差异，并且加入该校的摔跤队。拿到体育博士学位后，他又在上海交通大学拿到了MBA的学位，成了一位经济分析师。
被迫离开中国
之后他到山东的一家中西合营的学校当校长，同时又为中国当地的智库写文章，分析川普政府的政策，同时也帮美国的相关部门写文章，让他们了解中国发生的情况。
后来他发现中国的言论越来越紧缩，警察开始上门来要他们签保证书，保证不从事宗教活动，外国员工开始拿不到工作许可，他一位美国朋友的企业还被警察搜索，他的一个学校员工到ATM提款时钱还提不出来，操作显示叫他向当局询问情况，安东尼感到越来越不安，于是他决定离开中国，这次他去了外蒙古。
在外蒙古他他认识了很多内外蒙的朋友，不仅跟他们学蒙古摔跤，还了解到很多中共迫害蒙古人的情况，他写了许多相关的文章，当地人也乐于提供这些敏感资料给他，他一边书写，一边在一间大学内教课，或许是他写的东西太敏感，开始有不明电话向校方打听他的背景，安东尼越发感到不对劲，2022年，他选择回到美国。
共产党限制中国人的发展
在中国生活那么多年，他观察到，共产党带给中国人的灾难就是消灭了宗教信仰。由于信仰让人相信高于世俗的力量，所以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容易受到操控，但中共毁了宗教，让人只信仰党，让人好被中共操控。
除此之外中共还毁坏了传统的家庭观念。传统生活中，人们的情感围绕家庭为中心，但中共长期的一胎化政策，让人们没有兄弟姐妹、叔叔伯伯，家族连结被破坏了，党的力量就可以更好的操控人。
安东尼举例，在中国常有人跟他说美国人很自我，比较自私，但他认为刚好相反。他自己在美国的家庭从小就有很多兄弟姊妹，冬天保暖衣物放在门口，谁要出门就取用，是共用的，因此他们学会了互相分享，而没了正常家庭的中国人，从小没有分享的环境，就容易养成自我中心的习性。
他举运动的例子说明，通常在个人主义的社会里，团队运动的表现会比集体主义里的好。像是在美国的美式足球里，团队里每个人各司所职，只要在各自的职位表现好就可成为明星；但在集体主义的环境里，因为强调集体，限制个人不能成为明星，但实际上人人想出风头，于是坏了团队合作。
同样的道理，共产社会的里的计划经济，表面上看起来很有效率，但结果是人民均穷（除了少数特权阶级是富有的），例如，中国虽然是当今第二大经济体，但贫穷的人却非常多（例如总理李克强任总理时透露的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
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虽然贫富差距大且众声喧哗，每个人都在争取自己的利益，但结果是富足的人是大多数。
他举自己热爱的武术为例，在MMA（综合格斗）的世界里，不只是拳脚训练要好，更重要的是要有创意思考，才能想出好的方法打败对手，而这种创意思考不是用制式的训练就可练出来的。而在中国虽然有散打这种搏击类的武打项目，但中国人能在MMA的世界里打出好成绩的人少之又少。
安东尼分析，中共限制资讯的流动，没有资讯的自由流动就不会有创意的产生，也无法产生批判性的思考，所以思考容易僵化，在武术上的体现就是无法灵活地打败对手。
另外，中国的运动员从小到大有一套固定的训练方式，而在西方，运动员得去找资源、找方法资助自己的训练，也得去找最适合自己的教练；但在中国，运动员连护照都得被国家收起来，连移动的自由都没有，更遑论自由地寻找适合自己的训练方式了。
他谈到自己在中国遇到的情况，“一位我在上海体育大学的同学，他一路打到UFC（美国的一项综合格斗赛事，可称为综合格斗的最高殿堂），他在UFC打过两场比赛，两场都输，他在中国以外的比赛也几乎都输，但他从6岁就开始训练了，我觉得是因为他没有那种创意，那是非常不同的，创意与独立思考，怎么用不同方式观察对手？怎么用不同的方式对付对手？”
“我一开始跟他一起练习时，我跟他说：‘你柔道很强，但别让我出拳打到你，近身到我这来然后用柔道对付我’，但他就是无法理解，就这基本观念，他无法理解要怎么用不同的方式靠近我，不被我用拳脚打到。”
中国经济难再起
回到他的另一个本业：经济学。谈到中国的经济，安东尼很有感触，他第二次去中国时，大约是2012年时，当时中国经济正处在GDP二位数的成长的末期，许多外国人到中国经商，中国的学校也提供了很多奖学金给外国人，像他念上海体大时也拿过奖学金，当时商业环境是比较开放的。
但是后来习近平开始紧缩言论与社会空间，像是近来修订了《反间谍法》与《国安法》，当中“间谍行为”的定义模糊，外企的正常作为都可能被认为是“间谍”。安东尼表示：“一般的企业行为，像是尽责查证、审计、市场调查，这些都可能犯法，都可能让你成为间谍被捕，这样外国公司如何能在中国经营？”
如此一来，外国人根本不想去中国投资，加上美国政府提高关税反击中共，直接的影响就是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大减，而FDI正是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动能之一，没有了FDI，就没有了经济成长与工作机会。
近来，美国总统拜登提到，中国因面临经济成长疲弱等挑战，成了“不定时炸弹”。安东尼分析，这主要是指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虽然中国地产公司造了无数栋没人住的大楼，但由于中共政府操纵价格，房地产泡沫还没破裂，但是这些地产公司的债务越堆越高，他们借款的抵押物又都是这些没有价值的房产，一但价格无法管制了，泡沫将破裂，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打击。
那中国经济是否有机会再从谷底而起？就像最当初1970、1980年代改革开放那样？安东尼认为很难，当初是大量外企到中国投资，但现在外企不敢去投资了，加上现在的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增，很难跟其它新兴市场的低廉劳动力竞争。
安东尼分析，中国经济要好转的契机在于：将生产力往高附加价值转型，但这又得靠西方的科技能力。然而，现在西方企业不到中国投资，中国就无法学习这些技术，生产也就无法转型，所以中国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
在这种情况下，安东尼提醒台商：“我会告诉台湾企业若要投资中国，要很小心，因为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可能会失去投资与工作，而且如果你要在中国制造商品，出口到美国，还会遇到制裁和关税的问题。”
中国经济的前景黯淡，在这位“经济学／武术”专家看来，其来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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