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2月22日讯】2023年中国经济风雨飘摇，中共对民营经济努力扮演一张笑脸。例如，中央一级已经出台了106条支持民营经济的措施（7月份国务院出台31条，8月份发改委出台28条，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22条，11月央行出台25条），发布之频繁，数量之众多，前所未有。
12月20日，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五次专题学习中，又宣称：一视同仁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发展壮大，切实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竞争，围绕更好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进一步提升法治化水平。
但是，对这些虚话，民营经济并不买账。请看个官方数据：1—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60,814亿元，同比增长2.9%；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超过五成的民间投资，却罕见地同比下降0.5%（2022年经济也很糟糕，官方数据，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1%，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9%）。
为什么不买账呢？有经济本身的原因。例如，由于市场准入问题，民间固定资产投资集中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2023年房地产业的惨状就不说了，制造业呢？根据官方数据：1—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1,154.2亿元，同比下降7.8%；其中，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851.4亿元，下降1.9%。虽然私营企业利润的下降幅度低于总体水平，但其对中国经济走势的预期却远非乐观。一个表现，就是趁着几乎完全封锁中国边境近三年的“动态清零”结束之际，富裕的中国人将数千亿美元转移出境。《纽约时报》估计每月有500亿美元资金流出中国，主要来自中国家庭和私营企业。
这么多民营企业家用脚投票，在经济原因之外，更多的出于政治上对中共当局的质疑、不信任与反感。这里有个引发热议的事件，就是港商、前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8月在海外亲共媒体上发文，直言“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为什么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私企倒闭潮、外企撤离潮、投资大幅萎缩潮、出生人口下降潮、消费严重不足潮、债务连环爆煲潮，员工大规模失业潮，政府财税失血潮······？最根本原因在政治。该文最后写道：政治造成的经济逆境，必须在政治上对症下药。问题是，从井岗山到延安到西柏坡到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农民起义军领袖第二代，在“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惯性思维下，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感和远见魄力吗?
港商刘梦熊本来亲北京，但最近这一两年越来越大胆地去批评中共，是因为中国目前各方面应该说是文革结束以来最糟的状态，做生意赚不了钱，都没办法做生意了，所以忍无可忍，不得不开口，希望改变现状。
大陆的民营企业家更有切肤之痛。去年的上海封城，使他们的“岁月静好”、“闷声发大财”的幻想彻底破灭，为了生存走上了与中共博弈之路。去年5月29日，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吴清一声令下，让上海的企业两天后全面复工复产。次日，上海部分企业家与投资人”就联署了一封公开信《躺平清零：复工不复产，静观二十大》，宣示要以复工不复产、裁撤部门、变卖资产、拓展海外市场、拒收“新冠”毕业生等方式，拒绝与不合理的政治体制合作。
公开信还提出七大诉求：（1）要求政治体制改革；（2）严惩疫情防控期间违法乱纪、罔顾民意的各级政府和基层官员；（3）严惩僭权滥抓滥捕的执法、司法人员，整肃公检法队伍；（4）释放、平反疫情期间为民发声或捍卫个人权益而遭受政治、司法迫害的公民；（5）平反近年如“任志强案”、“孙大午案”等企业家的冤假错案，追回蒙冤企业家损失；（6）释放、平反良心犯、思想犯、政治犯；（7）确立私有财产权。
对此，当局置若罔闻。并且，中共“二十大”及其之后的政治向左转、政局混乱、国事日非，这些都使民营企业家们更加意识到，没有政治上的变革，自己就是等待被割的韭菜，中国没有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利用我们是你们（中共）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中共）崇高的理想”。
当然，民营企业家们还没有公开的、独立的、具体的政治行动，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然而，思变、求变、促变、待变的意识已经弥漫在整个整体中国。时不时有些象征性的举动。例如，今年10月21日，中共原总书记赵紫阳的长孙赵致远在香港举办婚礼，万科地产创办人王石与友人周岭在微博联名发布视频祝贺。王石赞扬赵紫阳“高瞻远瞩”，并“感念他留给我们无尽怀念的八十年代”。从某种角度讲，中国目前形势有点像1789年大革命的法国。
民营企业家们的这种趋向，当局也是知道的。今 年11月28日，中南海智囊、清华大学教授魏杰在“宏观经济走势分析与预判”的公开课（该视频已被封）中，对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心理有清晰的表述：绝大部分没有中长期的投资计划，却在讨论移民计划，如果宪法不修改、理论体系不修改，简单的几个举措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具体而言。在中共宪法里，公有经济为主，民营经济没有平等地位、没有完整法律地位，那么刑法、民法里当然也没有平等地位。民营企业家要求修改这一条，讲中国施行混合经济， 什么经济在中国都得以发展，它是平等，没有谁主谁并存的问题。再一个，在中共理论体系里，劳动创造价值，民营资本定义为是剥削经济，而中共最终要消灭剥削的。民营企业家们心里当然知道，中共发展我们是无奈的选择，因为不发展没税收，没就业，没增长，但经济一好就“国进民退”，因为消灭我们是中共的理想；所以不得不赚了钱就移民走人。也因此中国成了世界移民的最厉害的国家， 而且都是富人移民，财富都走了。民营企业家要求修改劳动价值论，承认资本的价值、企业家的价值。
民营企业家们要求的对中共宪法和理论体系的修改，的确击中要害。而化名江枫的上海政治学者，在美国之音刊文提出更具体的“中国企业家的五大需求”：其一，要求集体平反，得到政治承认；其二，要自由，或许不奢求放开党禁、报禁，但是切盼放开网禁，改革对企业家任意采取强制措施的经侦体制和检察制度、限制警权，保障企业家和所有公民基本的人身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和财产权利；其三，需要真正的市场经济，这当然不意味着取消政府监管，但是需要起码的司法独立；其四，他们知道自身阶级的存在与否依赖一个广泛、和谐、合作的阶级关系，特别是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的联系与支持，需要起码的自由主义空间，以及遵循人类普世主义价值；其五，渴望与政府和执政党进行有关改革政府、减税放权、调整政企关系的圆桌会议，而不是目前虚假的协商会议。
就现代政治文明来看，上述民营企业家们的诉求，是合情合理的，并且还非常谦抑。但是，与中共谈这些就是与虎谋皮了。最近十年，当局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政策，始终提的是“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健康”。“两个毫不动摇”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公”与“非公”界垒分明。“两个健康”，指“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至于什么是“健康”，这是由党来定义的，明确要求听党话、跟党走。
当局向左走、要保党，民营企业家们的上述诉求，在当局眼里就是“要挟”，是想“夺权”（共产党的理论是政权不能与人共享），是要“颜色革命”，应对措施自然就是压制和打击，加强洗脑，加紧思想控制。这也是中共历来的做法：越是深陷困境，越是为自己唱赞歌，越是镇压心目中的“敌人”。
但是，民营经济已是今日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了，民营企业家也今非昔比、日益觉醒了，他们已经在不发声、不推动政治变革就要被扼杀、吞噬的处境了，不得不与中共进行博弈乃至反抗了。从这个角度讲，中共的统治实在危机了，中国已在大变动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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