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投巨头红杉资本为何终结美中“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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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3年06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宋唐、易如采访报导)本月初,全球风险投资巨头红杉资本宣布将业务一分为三,这一拆分标志着被誉为最成功的美中投资联姻的终结。在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跨国风投公司在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中自由遨游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

投资中国敏感行业的红杉资本,即使“手眼通天”也无济于事,过去时代的美中“双赢”,变成现在的两头都要受到审查。外国投资纷纷转向美国的“亚洲盟友”。

地缘政治转向 红杉一分为三

6月6日,美国具有51年历史的风险投资大佬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宣布将公司拆分为美国、中国和印度三个独立实体。红杉美国继续使用“Sequoia Capital”,红杉中国继续使用“红杉”中文品牌名,但英文品牌则采用“HongShan”。红杉印度/东南亚将启用新品牌名“Peak XV Partners”。

红杉分拆前各分支可以共享后台职能,在筹资、投资者方面进行合作,红杉美国还分享其它分支的部分利润。但2024年3月后,红杉美国不再分享回报,也不再与中国和印度的基金一起投资。

对于拆分的原因,红杉方面给出的解释是,各区域更加深度地本地化发展,部分后台职能的全球集中化运营模式逐渐成为负担,各分支也会出现竞争。红杉资本各方都避免提及美中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

但这三个分部本来已经独立,进一步加深本地化而一分为三的说法相当勉强。实际上,拜登政府正准备制定一项禁止美国资本投资的新规,包括对先进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的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这被认为是促使红杉决定拆分的原因。

《华尔街日报》报导,红杉资本全球总部2022年底向美国官员做简报,说明其对某些投资进行筛选的计划。这是红衫资本首次基于国家安全担忧对其投资进行筛查,筛查将由外部的美国政策专家进行,针对的是对中国半导体或量子计算公司的新投资。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un Huang)(黄大卫授权)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Wong)对大纪元表示,红杉资本严格来说叫资本管理公司,它背后有一帮投资人,把资金交给红杉资本管理。它现在分拆成三块,把美国业务跟中国业务完全分离开来,是应对了中国跟美国方面的法律规定。美国的业务要符合美国的管理办法,把中国的业务分拆开来,让它更符合中国相应的法律或要求。

“我估计不单是美国,全球的大型跨国跨领域的投资公司未来都会进行分拆,这种分拆其实是由于中美的外交、经济关系紧张造成的。”他说。

风险投资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科技创新格局,现代大科企包括苹果、微软、亚马逊等,几乎所有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包括百度、腾讯、京东、字节跳动、美团等,无一不受美国和其它外国风险投资商的投资。

根据美国研究机构Rhodium Group的数据,2010年至2021年,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和其它基金对中国初创企业的投资总额接近600亿美元,在2018年达到顶峰,每年总额为200亿美元。

风险投资往往会投资某些技术领域,或中共政府大力采购的部门(比如监控设备),帮助孵化中国初创公司,利用其本身的技术专长,向中国公司提供支持,使其能够加快产品或技术的开发或商业化。

美国的风险投资增强了共产中国的技术和能力,很早就进入美国政府和立法者的审查视野。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2021年的报告,专门指出了风险投资转让技术的风险。

《华尔街日报》发现,自2020年初以来,硅谷风投公司红杉资本、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经纬创投和红点创投在中国的投资公司,对中国芯片行业企业至少进行了67笔投资。

根据PitchBook数据,2022年红杉中国筹集了90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来自美国投资者,如马萨诸塞州养老金储备投资(MassPRIM)、德克萨斯大学投资管理公司和华盛顿大学捐赠基金。这引起了白宫和美国立法者的注意。

旅美经济学家李恒青(李恒青提供)

旅美经济学者李恒青对大纪元表示,美国是一个自由市场国家,投资人受到美国的法律保护。但如果用了美国政府资金,就不可以了。红杉资本有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的教师退休计划在里头,所以美国政府要求他们拿回来,不能投到中国去。

《华尔街日报》报导,在2021年和2022年之间,红杉中国对中国半导体和相关企业进行了至少20项投资。

对美国机构来说,在中国的投资已变得越来越复杂,红杉中国在美国面临越来越多的审查,包括被美国制裁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和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格灵深瞳(DeepGlint),后者帮助监视新疆维吾尔人。红杉中国还投资字节跳动,其旗下的TikTok被指受中共控制,收集美国的数据。

“手眼通天”也无济于事 两头都要受审查

观察人士指出,没有哪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比红杉资本有更多的投资收益,也没有哪家公司比红杉资本更善于迎合北京政治潮流。

2005年红杉资本刚开始在中国投资的时候,正值中美互相拥抱的时代,资金和专业知识在两国之间自由流动。那一年,红杉资本首席执行官道格·莱昂内(Doug Leone)首次访问中国,当他一打开黑色SUV的车门时,发现面前早就铺好了的红地毯。他下了车后与中共科技领导人会面,沿途穿着制服的中共士兵立正敬礼。

红杉在中国被视为“手眼通天”,具有“解读政策制定和法规的信号”方面的能力,还曾雇用了前政治局常委汪洋的女儿汪溪纱。

2017年7月,红杉中国的官方微博红杉汇刊登一篇题为“因为只有聪明还不够,还需要经验,还需要敬畏”的文章中,提到了汪溪沙是红杉中国的投资合伙人。她在红杉中国至少工作了四年。

但是,随着美中两国紧张局势的加剧和美国对跨境投资的日益限制,红杉资本与中共政府涉足过深,反而成为了一种负担。

去年7月《金融时报》发表一篇题为“红杉中国寻求‘政治正确’的投资策略”的文章说,根据过去的同事、竞争对手的说法,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人和合伙人沈南鹏通过设法迎合中共的政治潮流,并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共同繁荣”政策目标保持一致,来筹集资金。

风险资本投资者称,中国经济的“政治正确”行业,包括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等“深度技术”,以及电动汽车电池和半导体等“硬技术”。

红杉中国的创始人沈南鹏资料图。(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在2021年底的一场公开演讲中,沈南鹏透露,“近年来,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硬科技项目,已经超过红杉中国投资组合的80%”。

中共官媒新华社发文称,“二八定律”也反映在红杉整体的投资方向上,80%的项目集中在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企业服务、医疗健康等领域。

尽管红杉中国高调支持习近平的议程,但习当局对与美国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投资界人士似乎并不信任, 2023年3月17日,上交所公开了第二届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委员的聘任决定。创投圈三大佬沈南鹏、张磊、包凡都消失在名单中。不久后,业内证实包凡正配合有关机关调查。

李恒青表示,“沈南鹏是红杉中国的总负责人,他现在没有被邀请。因为红杉在中国的高科技、生物技术领域投资已经超过了一千家,有大量的所谓像滴滴、蚂蚁这样的独角兽,还有Shien、字节跳动、京东,背后都有红杉的影子,这一点已经让中共感到不安了。”

黄大卫认为,最近国内对这几个人待倒查,投资圈本身既代表北京高层或是各种利益体,也代表了美国的各种利益集团。在两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都会对它不信任。

政经学者《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对大纪元表示,应该说(当局)长期以来都是不信任(美资)的,只不过在不信任和利用美国资源两者之间有权衡。对一些硬科技的投资,习近平应该还是很有兴趣,这些外资能够给他提供国外上市的渠道,甚至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并购的渠道,他不会轻易地把它就放弃。

“美国是法治社会,法律无禁止皆许可,不像中国(中共)政策尺度非常宽,完全是主观的裁量,这个你就很难把握。”他说。

美国风险投资龙头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6日宣布,将美国与中国的业务完全拆分。(大纪元)

投资转向欧美盟友

红杉资本一分为三,也不能让美国的立法者感到安心。美国众议院新设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主席、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表示,红杉将其业务拆分为三个独立实体的决定,并没有打消他对这家公司的商业行为和投资的担忧。

加拉格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你可以随意改变品牌和重组,但无益于解决实际问题。美国资本不应资助中共军事现代化或中共技术极权监控国家。” “我们需要严格的对外投资限制,以确保我们不会为自我毁灭提供资金。”

红杉资本剥离中国分部,清楚地表明了跟北京保持密切联系的风险投资公司,现在对美中之间的风险“异常敏感”。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前委员杰弗里‧费德勒(Jeffrey Fiedler)告诉彭博社说,红杉资本剥离中国业务后,会有更多投资者询问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公司,“红杉都紧张了,你们紧张吗?”

美中紧张的地缘政治使中国外国投资急剧下跌。根据咨询公司贝恩(Bain)的数据,投资中国的全球私募基金2017年接近3000亿美元,但2022年在全球范围内仅筹集了250亿美元,比前一年下降77%。相对于亚洲其它地区,大中华区的筹资份额已降至15年来最低。

黄大卫表示,过去说中国或者美国是否值得投资,更多的考虑当地的经济政策、法律保障方面。但是未来,更重要的考虑点就是中国、美国、欧盟三方的关系,地缘政治应该算是一票否决。

“未来很多跨国业务可能要选择新的平衡点,要么就选边站,这些国际公司重新去布局,寻找一个怎么在未来第一第二经济体之间找到一个能够生存下来、发展下来的一个重新的平衡点。”他说。

《金融时报》报导,全球基金经理表示,他们正急于满足客户对不包括中国的亚洲投资新产品的需求,这些基金将投资于对美国友好“亚洲盟友”,避免北京的地缘政治风险。

据资产管理公司称,这种投资的广泛采用,标志着亚太市场自大约三十年前“亚洲(日本除外)”投资组合问世以来最大的结构性转变之一。

旅美经济学者郑旭光(郑旭光授权)

郑旭光表示,“从地缘政治考量来讲,确确实实美国、日本都把中国(中共)列为第一挑战对手,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日本投资的政治安全要大得多。大资本面临的一个风险,巴菲特就把资金从中国、台湾撤出来,他觉得日本是比较安全的投资,他投资到日本的五家商社,还想再追加投资。”

李恒青认为,现在美国很多中小公司其实已经在大量撤资,尤其是总部设在上海的美资公司,因为封控搞得他们实在受不了了。一个是地缘政治的博弈,一个是本身中国经济形势不好,而且很多人预判中国经济在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好。红杉资本面临这个挑战,其它国家的投资同样面临一样的问题,只是说美国更敏感也更坚决。

李恒青说,“原来小布什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带领高盛和一帮投资界的有钱人跑到中国投资,他在华盛顿有很大影响力,人们就信他。中国(中共)政府对他另眼相看,对他保证,让他一年挣多少钱,让他做一个形象,他一做投资以后,就带动中小投资者跟进,就证明了中国的市场是稳定的,就达到目的了。”

今年5月份,摩根大通总裁戴蒙(Jamie Dimon)访问中国大陆,参加一些会议,李恒青表示,戴蒙在中国开会的时候,特别认真地说要在那投资多少,回到华盛顿就说中国风险巨大。可以想像,这些大企业被外界认为是风向标,但如果你要真信了他,就可能会上当。因为他们跟中国(中共)政府是做了一个局,北京话叫托儿,所以一定要小心,你投下去后就可能会被焊在那,被套牢了。◇

责任编辑:林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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