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8月02日讯】（大纪元记者杨欣文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导）反送中运动4周年了，在声援香港的集会上回忆起当年所经历的、那些所见所闻，Jennifer还是很难控制住情绪。抵达加拿大已经一年多，看到还有那麽多香港人仍然在坚持，她感到欣慰。
离开是为了继续发声
Jennifer认为，其实，香港市民对政府的不满，不是从反送中开始的。很久以来，香港政府做了许多不公义的事，越来越步步进逼，所以香港人就尝试想要回到自己民主的空间。譬如，当时民众针对“明日大屿”项目就已经引发一系列的游行；还有2014年的雨伞运动、占中运动；后来就是演化出来反送中，一百万人、两百万人大游行。她表示当时自己已经在工作了，但“从头开始到尾一直有参与”。
Jennifer表示：“其实我和很多香港人一样，因为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衍生出一系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危机感。特别是《国安法》实施之后，看到一批批示威者和支持民主的人被带上不公义的法庭。感觉到香港已经失去了保护市民的司法独立。尤其那些法律也成一些恶法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保护香港市民了。”
“再加上当时《苹果日报》被政府封杀，已经倒闭了，言论自由很受限制，我就觉得香港人一定需要留下根，所以希望自己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之后，可以继续为香港的民主自由做点事情，所以就选择离开。”
当时加拿大政府为香港人提供的救生艇计划（Hong Kong Pathway）还在讨论中，她已经决定离开。因为已经工作、有一些积蓄，Jennifer申请了学生签证过来加拿大读书。过来后有了救生艇计划，她就申请了Stream A，希望通过读书能留下来。
7‧21警黑勾结催生勇武派
对于Jennifer来说，在反送中运动中，7‧21元朗黑社会冲进地铁站无差别打人事件及警察袖手旁观的反应，是令她改变对警察认知的重要事件之一。
Jennifer回忆，那天早上她参加完一个游行回家后，正在家里看其它游行的直播。那时算是抗争高峰期，有些平台有几个直播可以同时看，所以一直开着。
当直播中出现元朗地铁站的大闸被推上，然后白衣人（元朗黑社会）从楼梯上往下走，冲进地铁站见人就打的画面时，她惊呆了。Jennifer马上拨打电话报警。报案中心回复说知道了，正在派警察去，就挂断了线。她“深信警察应该很快到”，但很久都没有看到警察，只是看着那些民众被打，包括立场的记者何桂蓝被人打，保护她的记者也被打，所以当时Jennifer就在家里痛哭。
她说：“因为7‧21对我而言，不是在抗争现场，不是游行射催泪弹，而是大家正在回家（途中），以为相对比较安全；加上那个地铁站里可能很多都是普通市民，不是示威者。”
“应该说在2019年前，我对香港警察都有信任。但7‧21之后对这班人就完全失望。之后很多证据显示他们是知情，互相包庇。”
Jennifer觉得，这事情发生后，抗争中才出现了“勇武派”。因为这件事告诉香港人，没有人可以保护香港人。
“‘和理非’已经起不到那个屏障（的作用）。因为尤其是游行回家那些人，已经是非常和平的示威者，所以那时激发起部分香港人觉得，需要自己保护自己，所以才会有一群‘勇武’站出来。”
港共治港是香港的灾难
还有一件事情令Jennifer记忆深刻的。那是2020年7月1日。因为6月30日通过《港版国安法》，7月1日有一个“游行”，当时叫“行街”。当时Jennifer是和妈妈一起去铜锣湾“行街”，她（妈妈）已经是一个老婆婆。她们是普通的装束，拿着袋子在走，突然有一班警察从后面追赶行人，从后面疯狂喷胡椒喷雾。有人在叫的时候，她们才知道要向前跑。Jennifer妈妈后颈中了胡椒喷雾，幸好有人把她们拉进了一间饮料店，才没有被带走。后面很多人被警察按倒了，对面马路一大批人被人要拉上警车。
“我想问（大家）做错了什么？是否现在铜锣湾不能行街。尤其是我妈妈是个婆婆，他们已经不分老少，总之见人就去攻击，这已充分体现到当时的警察已经很失控了。”
反送中期间，不但出现了因失望而轻生的情况，更有不少像陈彦霖、周梓乐那些被自杀或被虐待的现象。
Jennifer认为：“这就是香港人恐慌来源，我觉得香港警察是故意这样做是要杀一儆百，使香港人害怕。”
“我认为是共产党指使的。香港政府只是一个木偶，源头一定是共产党发出这样的指示。中共就是要将香港人驯服到变成内地一样噤声，它就要制造无人敢说话这氛围出来，所以它放任警察失控，放任这些被自杀，这是一贯手段。”
牵挂亲人 思念香港
Jennifer是一个人过来加拿大的，家人和朋友都在香港。她表示：“没有2019（反送中），我绝对不会离开香港，香港是我的家，我可以出去公干，但我不会离开我的家。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传统的人，我希望我会照顾到我的家人，到老到死，我没有想过要离开他们，这是一个很不幸的选择。”“我很想家，每天都有和家人联络。”
她解释：“我想我被捕的风险相对低的，但我心里明白，如果要继续为香港做些事，我必须要离开，否则我真的有被捕的风险，而风险会越来越大。”
参加反送中游行的时候，Jennifer有时是和妈妈一起出去，有时是和朋友一起去的。
Jennifer表示：“我家里是很两极的，一边是很支持政府，一边是很支持示威者。因为我爸爸是很支持政府的，所以我跟他的关系就越来越差，很多时候出去游行的时候都不会告诉他。变完装出去再变装，然后回家前又变装，就假装没事发生。”
“妈妈是支持（示威者）的，当然爸爸接受不了。所以我亦没有将这个计划全盘告诉他，尝试用另一个方法告诉他。不会说你女儿是‘黑暴’，所以我要‘着草’（逃亡）。可能是说我已经在外地有工作，暂时不会回来了。”
和家人通电话的时候，“爸爸总是不太愿意和我说话，但经常问我什么时侯回家。我多数是说迟一些吧，可能加拿大收留我、给我身份，当然要先拿身份。我相信他其实心里是知道的，只是不愿意承认。”
Jennifer已经有心理准备，不打算回香港了。“因为已经有太多证据告诉你，你应该要这样做。当然是很舍不得的，特别是在机场跟家人离别的时候。亦都很担心，因为始终我的想法很传统，觉得子女应该照顾父母、照顾家人，尤其家人年纪大，生老病死……不在他们身边，怎样照顾他们？”希望：“如果以后有机会，尽量金钱上协助他们生活，多些跟他们联络，希望他们不会觉得太寂寞。如果真的有机会，如果他们肯过来就最好。”
最困难的时候是当时仍是COVID-19时期，“当家人真的‘中招’，自己又无法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他们要自己想办法，我觉得是最困难的。”
相信香港有未来
在香港出生并长大的Jennifer肯定地说：“香港意味着家，是我的家、我的根！”
对于选择走这样一条路，她坚定地表示：“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她解释：“这可能跟我性格有关系。我都是觉得对的要做，见到不公义的事要发声。我已经算站得很后了，比起很多牺牲更多的人，我已经不算什么。所以我觉得尤其现在我有能力来加拿大，如果我自己不再继续去做些事，就对不起在香港的手足。他们的牺牲实在太大了。”
至于下一步该怎样走，Jennifer认为，“现在加拿大都有不少组织，所以我们尽量去参与做义工帮他们。我觉得我们就要继续努力，令声音不要消失。”
“我们都很明白香港人已经无办法再讲什么，身在海外的香港人，我们当然有忧虑，但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能力，做到多少就做多少。无论是游行集会、示威或跟自己当地的议员、国会议员讲也好，或跟传媒继续沟通，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要告诉更多人‘香港人未死’，我们不会屈服在共产党权力下；也要告诉他们共产党本质有多邪恶，不要跟它们合作，无论经济或政治上，因为你将会是下一个目标。”
Jennifer想感谢那些在荔枝角收押所、在赤柱监狱，被无理拘捕的手足。“多谢他们的付出，我们会记住他们，我们一定会记住！”
Jennifer鼓励有下一代的香港人带小朋友离开，“因为如果你的小朋友接受共产党洗脑，将会无办法回头。”她觉得香港人的下一代是香港的根，要把根留下。
Jennifer相信会有“光复香港，煲底相见的那一天”。她表示：“我有这个希望，可能未必在我有生之年可以见到，但我相信有这个希望。所以更多的香港人一定要留住他们的文化，留住他们的语言，留住他们的历史，留住他们的记忆，因为当你回到香港时，你要重建这个地方，可能有很多矛盾，很多被洗脑的人，你必须将真正的历史告诉他们，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很坚定。”
Jennifer最后表示：“很感谢大纪元，因为每次香港人有活动，都会看到你们的身影，所以真的很感谢你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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