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9月05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Graham Young撰文／信宇编译）几年前开始肆虐全球的新冠（COVID-19）疫情带来了一些新奇而无厘头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科学的速度”。
在新冠疫情之前，没有人认为科学是有速度的。众所周知，科学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的，也是一个需要时间沉淀且彻底探索的过程。
令人不解的是，辉瑞（Pfizer）公司高管珍妮‧斯莫尔（Janine Small）大言不惭地解释称，辉瑞公司在向欧盟议会作证时，没有测试疫苗是否能阻止传播，因为“在疫苗进入市场之前，我们知道（疫苗可以）阻止感染吗？不知道……我们必须以科学的速度来真正了解市场正在发生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冒着风险做每一件事。”
这句话逻辑似乎有点混乱，言下之意就是，由于疫情威胁太严重，辉瑞公司有理由甘冒风险并缩短程序，以便能够抢占先机把产品推向市场。
除了混淆商业、安全和科学的必要性之外，这似乎也是“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发挥作用的一个典型例子，而这些是完全违背科学进程的。
预防原则说的就是，如果某事件发生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那么在尚未充分评估风险或后果的可怕程度之前，就有理由采取一切行动阻止该事件的发生。
预防原则无视适当必要的分析和任何成本效益权衡，试图将所有资源转用于应对假设的风险上。
许多人将这个原则应用于气候变化，其影响开始体现在成本低廉和脆弱的电力网络上。现在他们又将其应用于新冠病毒防治领域。
抛诸脑后
在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事实上针对流行病已经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治计划，其中包括重点保护（照顾最脆弱的人群，让其他人照顾自己）；不强制戴口罩；不封锁；不进行病毒检测和追踪等。
然而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所有这些有效原则都被抛弃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当然不是因为医疗科学取得了新的突破性进展。与之相反，这似乎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社会恐慌。
首先是群体思维在作怪。中共首先抛出了严苛的病毒隔离政策，残酷地监禁十数亿人民，甚至焊接大门，将居民关在里面限制自由。意大利亦紧随其后。
由于病毒的毒性未知，这些行动在社会上具有很大的煽动性。
然后是政治利益的大博弈。
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之际。前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作为共和党领袖倾向于以更自由的方式对待国内限制，而以更严厉的方式对待国际限制。因此，他关闭了边境，而这却被视为种族主义；他鼓励人们在医学界研发疫苗的同时正常生活，却被视为疯狂不羁。
所有这一切导致民主党人猛烈抨击川普（特朗普）团队的边境限制，支持严苛的全国封锁措施。而民主党的这一套蛊惑理论在美国普通民众和海外媒体拥有相当大的市场。
他们还对疫苗提出质疑，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贺锦丽）在竞选公开辩论时就直言不讳地承认，如果当时川普总统让她接种疫苗，她也不会同意接种。
此外，对于新冠病毒的致命危害程度，医学界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知名流行病学家约翰‧伊奥尼迪斯（John Ioannidis）就认为，新冠病毒属于低端级别，病例死亡率在0%到1.31%之间，具体差异取决于年龄和国家等因素。
来自位于英国伦敦的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的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则认为，在英国，在没有封控的情况下，病毒致死病例为20万，而在封锁的情况下，致死病例仅为2万。
值得说明的是，弗格森先生在职业生涯中一直给公众夸大其词的形象。随着大流行病的发展，病例死亡率明显下降，现在已经与普通流感相差无几。
令人遗憾的是，全球大多数国家政府都选择相信弗格森先生的夸张理论。我们往往倾向于担心最坏的情况，而政客们也不愿冒险，以防丢掉乌纱帽，身败名裂。
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为预防原则提供了用武之地，使全球社会能够“证明”存在着一个如此危险的问题，公众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而不是其它任何事情上。
整个社会因此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而无法脱身。
付出惨痛代价
最初的封控策略是以“拉平曲线”的方式向公众推销的，这本来需要仅仅两周左右的时间。
然而一个多月后，我们发现政客们为了逃避任何风险，他们决定“消灭”病毒，实施病毒“清零”政策，尽管历史上从未对任何病毒采取过类似的清零做法。
一旦开始实施这个战略，他们要么承认失败，要么想方设法把注意力转移到其它方面，这就是他们力推疫苗的用意所在。然而我们现在知道，疫苗并不能消灭病毒，而且正如本文开篇所言，疫苗的设计甚至都不能阻止病毒的传播。
而在澳大利亚，政府花费了大约8,000亿美元断断续续实施封控措施一年后才发现，最初的重点保护战略是正确的，而封控是失败的。强制口罩令、封锁、大规模疫苗接种、疫苗强制接种、接触者追踪和签到应用程序等，这些严苛的措施除了恐吓社区和削弱经济之外，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有一些国家坚持以重点保护为主的自然防疫策略，瑞典就是这项政策的典型代表。
而在美国，我们可以很好地比较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这两个人口大州的防疫政策。佛罗里达州州长、共和党人罗恩‧德桑蒂斯（Ron De Santis）在初期实施封控之后就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民主党人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则采取了专制主义的政策。
超额死亡（Excess deaths）是衡量疫情防治成本的最佳指标，因为超额死亡不仅考虑了新冠病毒直接导致的死亡，还考虑了与新冠病毒间接相关导致的死亡，范围大大拓宽。
如下图所示，在超额死亡这个指标上，瑞典与邻国丹麦相当接近。
吸取教训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们应该从过往经历中吸取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尤其是那些对这次失败负有责任的人更是如此。他们目前似乎热衷于使用同一套解决方案，以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疫情。
首当其冲的就是应该让决策团队的专业知识更加多样化。
在澳大利亚，许多主要决策者似乎都是医院管理者。那些深知医院管理不能等同于经济机构管理、需要进行成本效益权衡的卫生经济学家都去哪儿了呢？
其次，在多样化决策团队基础上的一种改进是建立“红蓝”团队，就像军队和网络安全中使用的那样，由一个团队做出决定，另一个小组提出质疑。这种方法将魔鬼代言人的方法制度化，以减少群体跟风思维的危险。
此外，还应对“紧急状态”的含义做出更细致的解释，因为这个含义至关重要，不仅被用来封锁人口往来，还被用来封锁议会、医学界、媒体和社区等各个领域的辩论。
科学尚未定论
治理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有大量证据表明，科学已被“科学”所侵蚀，“科学”是对所谓共识的非科学坚持。在科学与政治交叉的任何领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即使存在共识，科学也不是共识；事实上，共识错误的例子比比皆是。
更加糟糕的是，我们很难辨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2005年，国际同行评议期刊《普洛斯医学》（Plos Medicine）发表了约翰‧约安尼德斯（John Ioannides）撰写的论文《为什么大多数研究结果都是错误的》（Why Most Published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该论文已被下载300万次，这无疑是学术出版界的一项纪录。这篇文章论证了所谓的“可复制性危机”（replicability crisis）。
事实证明，即使是一些最重要的科学研究，也有大量研究成果无法复制，甚至连最初完成这些研究的人也无法复制。
这个问题需要解决。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做到这一点。
一是修正出版程序。同行评审是一场闹剧，常常被用来阻止新成果的发表。研究人员因有科学发现而获得奖励，而不是因推翻发现而获得奖励。
公开出版是解决出版问题的一个办法，正如公司账目需要审计一样，审计他人研究成果的科学家也应该具有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
另一个问题是，在某些情况下，欺诈显然是一个因素，但上一次有科学家因为以虚假借口骗取钱财而被监禁或罚款是什么时候呢？
澳大利亚物理学教授彼得‧里德（Peter Ridd）由于科学研究方面的举报而被所在的公立大学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开除，他认为，我们需要一个科学审查办公室来对政府决策所依赖的科学进行质量保证。
全球大流行病的数据质量也很糟糕。对新冠（COVID）病毒和其它任何疾病导致的死亡进行规范化定义，并制定通用的开放数据标准，有助于我们更容易、更及时地追踪和应对下一次危机。
最后，我们需要鼓励社会观点的多样性。
目前，我们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了大流行病政策标准化的建议，而澳大利亚政府则通过其“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法案加强了审查，并通过《医疗从业者国家监督法案》（the Health Practitioner Regulation National Law Act）打破了医疗从业者与患者之间的治疗关系。
如果社会决心要求科学“提速”，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如何更快速、更高效、更准确地完成科学工作。我们还需要确保政府采用正确的科学事实进行决策。
作者简介：
格雷厄姆‧杨（Graham Young）是总部位于昆士兰（Queensland）的澳大利亚进步研究院（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Progress）的执行主任。他是澳大利亚“在线观点”网站（www.onlineopinion.com.au）的主编和创始人，自2001年以来一直从事澳大利亚政治定性民意调查。杨曾为《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 newspaper）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等期刊撰稿，也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布里斯班电台（ABC Radio Brisbane）的常驻嘉宾。
原文：How to Prevent Another Scientific Great Leap Forward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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