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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6日讯】有朋友感叹，被叫做“非典”的SARS正在施虐、蔓延，国人的生命健康正受到严重威胁，为什么还没有一个有影响的中国知识份子出来说几句话。虽然他们说了未必有用，但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良知，无论他们的言论是否能产生立杆见影的作用，真正的知识份子天然地都有说出真相、表达自己良心判断的义务。这两天来，通过网路、报纸等不同渠道，我已经听到了多位有声望的学者以不同方式直面“非典”的声音。
首先读到的是谢泳先生《看阎锡山如何处理疫情》一文，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在现代通讯已发达到如此程度的国家里，对于疫情的处理，这样迟缓”，“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在于“我们是有传播新闻的手段，而没有新闻。”他重温了八十多年前山西遭遇类似疫情时，阎锡山以极快速度控制疫情的四点办法：一、绝对公开事实。二、当机立断。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了主防不主治的决策。三、开放的胸怀。第四、相信一切社会力量。追根究底，他发现：一、“当时山西有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它与国家力量形成了协调互动的良性关系。”二、“阎先生当时建立的区村制度，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在灾难面前，这种自治制度，承担了现代防疫行政的许多职能。”读史使人明智，阎锡山在山西的作为对今天同样不无启示。谢泳先生在这场威胁全社会的天灾面前，尽了一个学者的责任。
接着，我又在昨天的《南方周末》上读到了崔卫平女士的评论《“非典”：危机还是契机？》，“有没有可能把灾难当作社会动员的信号，把抗击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当作整个社会各界走向互相团结、信任、合作、支援的一次契机？”她向政府、社会和公民（尤其是医护人员、新闻媒体工作者）发出了恳切的呼吁——冲出SARS险境，走向社会和解。她说：“只要人们没有失去信心和信任，这次天降的灾难，很有可能成为走向社会团结的一个转捩点。”崔卫平教授的呼吁是否只是一相情愿的幻想，用不了多久，现行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将以行动作出回答。
在网上，我还读到一封广州记者发起的《全民抗击非典──我们的主张》公开信，提出了包括新闻自由和免费治疗“非典”病人在内的十点主张，签名者中出现了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先生的名字。另一份由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先生参与发起的呼吁书《让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成为尊重生命的国度》也即将公布，呼吁政府公开信息、“重建几十年来遭到破坏的人道主义理念”，并呼吁全社会合作等等。参与签名的还有萧雪慧、谢泳、刘洪波等有影响的学者、作家。
当这些声音通过网路、通过报纸传来的时候，蒋彦永医生的声音不再孤立，履行良心的责任，说出真话，本来就是知识份子的天职。尤其在社会面临重大危机之时，普通民众更需要听到理性的、真实的声音。历史会记住2003年春天，记住谢泳、崔卫平、秦晖、萧雪慧、朱学勤……这些名字，他们曾经直面“非典”。
2003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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