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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7日讯】在非典肆虐之初，中国的官员本能地表现就是使出其新闻封锁的看家本领，不是矢口否认，就是隐瞒事实，或者大言不惭地欺骗民众和舆论。在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98年的洪水特大灾害时，也是如此，从中央到地方，从各地官员到驻外使节，几乎无一例外地对自然灾害进行瞒骗和封锁。就在前两天，一位外地网友出于对甘肃家乡父老的关心，在当地的网站上贴出要大家注意防护SARS的文字，很快就被删掉，这很容易让人得出当地官员害怕百姓防护病毒的结论，难道这病毒是他们刻意传播的吗？否则他们为什么害怕人民提早进行防护呢？
我们知道，自然灾害是一种非人为因素直接造成并且大多数是人类无能为力的，它并不因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减少或停止（好的制度充其量也就是能够提高人民的防护能力和减少损失的程度而已），比如美国每年的台风都要造成很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自然灾害并不因为其标榜的先进制度而消失。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对这些自然发生的灾害进行封锁，给人们造成一种这些灾害似乎是中国政府的行径一样的印象呢？
这是体制的本能。就如同动物本能一样，是出于他们无法抑制的自我防护意识。这种封锁的工作，地方官员们即使在没有中央旨意的情况下也能做得很好，比如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泛滥，就是一例。自然灾害中受害最严重的是民众，高高在上的官僚大多安然无恙，它们恐惧的不是灾害的发展，而是恐惧人民在灾害面前指控政府的无能，恐惧政府的权威在灾害中失去，同理，中国政府在灾害中一方面极尽封锁和隐瞒之能事，另一方面总是不失时机地忘不了捞取政治资本。九八年的抗洪救灾，本来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分内之事，而且其他国家政府还会做得更好，可中国政府对自己的功劳的报道超过了灾情的报道，让人听起来似乎并没有多大的灾害，而政府却做了说不完的工作，面对着数千死难的人民，政府的媒体却自吹自颂得不亦乐乎，生怕别人会把这些死难者归咎于它们。
虽然政府不断地把这些灾难的责任有意无意地往自己身上揽，可我仍然惮于以此心去对它进行揣测。我仅能够如此揣测：由于过多的人为的灾害，确实是出于政府的管理体制的先天缺陷，因此造成了比其它国家和地区多得多的灾难，官员们在面对这层出不穷的灾难面前，已经习惯于首先封锁，其次封锁，最后还是封锁的工作方式，就如同巴甫洛夫做的试验，在给狗喂食前，总是先吹响哨子，时间久了，就形成了条件反射，即使不给狗喂食，只要吹响了哨子，它也会产生唾液一样，这种天长日久的刺激，它们已经形成了这种对一切都进行封锁的条件反射能力——体制的本能。
因此，这个政府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灾难，都不加分别地隐瞒一下才觉得舒服，封锁一下才觉得过瘾。不封锁不足以显示其高贵，不封锁不足以施展其十八般本领，不足以表达其彻底的忠心和媚骨。对于最高层，不封锁则不足以显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威。
这次SARS疫情，在政府根本就没有有效控制并且疫情还在不断蔓延之时，官员们就忙不迭地出来表态，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可是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看似铁桶般的封锁，被民间觉醒的良知击得粉碎。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
首先，以往的灾害，比如七六年的地震和九八年的洪灾，个人无法统计整体的数字，任何个人都没有能力提供出足以推翻政府公布数据的数据，这就给政府的独家专言提供了方便和成功的条件。其次，即使再有良知的个人有核对相关数据的愿望，也不会有任何政府掌控的部门、机构允许，更不要说配合了。第三，以前民间的民主意愿在被强权打击后还处于一种怯懦的境地，没有达到自觉自愿的程度。人们对权力的恐惧大于对良知的表达。而这次就不同了。只需要一个人的数据就能够彻底推翻政府提供的总数，蒋彦永获得数据不需要别人的允许和提供，他只凭自己的良知行事就能够成功。
蒋彦永的意义不在于仅仅提供了一组真实的数据击碎了政府的骗局。而在于，民间的，个人的良知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对很多死心塌地屈从专制的人是一次震动，对那些首鼠两端的人是一次敲击，对于具有强烈民主愿望的志士是一次有力的激励，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蒋先生的个人命运，要求政府给予立功嘉奖。以此阻止有可能降临的迫害和对民间刚刚因此觉醒的良知的打击。
从这次事件中我们看到，貌似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有时只需要轻轻一碰，就会土崩瓦解，原来它们如此不堪一击。而击碎它的，只是民间的一种自觉的良知。
──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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