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慧雪梨报导/首位荣获英国托马斯国际旅行文学奖的华裔作家，英籍华人马建先生不久前应邀参加了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长城–中国经历” 的华人专题讲座，其参展的多部作品受到当地华人的普遍好评，尤其是已被翻译成德语、英语、意大利语等六种文本的著作《红尘》更是引起当地华人的强烈反响。这本书也为马建先生带来了英国托马斯.库克国际旅行文学大奖的荣誉。这是被誉为旅行文学之中的诺贝尔奖。
80年代，在大陆生活的马建先生曾因追求自由而常被大陆警方传讯和拘留，84年起经历过近三年的寻找自我的到处流浪的生涯。红尘也是基于这段生活的经历而写的。出版之后即被评为中国八十年代的代表作品，是中国的克鲁雅克的“在路上”。
那么，马建先生自己怎样看待《红尘》这本书？通过这本书，他希望向西方展示怎样一个中国大陆的“红尘”社会？为此，大纪元记者专程采访了马建先生。
记者： 马建先生，请问是什么动机促使您去写这本书的呢？
马建： 15年前，我曾在中国流浪了将近三年。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是所谓的经济开放，而政治，到现在也没开放。这种经济开放，把我们这一群人，这一群现代艺术家都给冲散了。有的人就去深圳做生意了，有些人下海了，有些人出国了。慢慢的我们就很失落了。以前我们都还有理想，搞地下诗歌朗诵会呀，印诗集呀，经常聚会办展览呀。到现在，都没有了。
那么我想探讨这一代人，是如何从那个改革开放初期——就象一个放烂的罐头突然裂开了，得到了新鲜空气那么激动——然后慢慢的失落，慢慢的被经济利益改变的这么一个过程。
记者： 《红尘》获得了国际荣誉，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马建：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本身不是写旅行文学的，但这本书恰恰在旅行文学中获了最高的奖。而我以前写的一些长篇小说，三部长篇小说，可能看的人也没几个。为什么那种纯文学的东西，所谓严肃的作品没人读，而一个旅行文学就有这么多人来读，这确实引起我很多思考，思考文学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我想，以后的创作如果能简单，我就尽量的简单一点。
记者： 您在获奖演说中谈到，“中国现在是一个缺乏同情心的社会。”您是否可以举一两个具体例子？
马建： 我只能说我用眼睛看到的吧。比如说在北京，有很多所谓的民工的孩子们，我去了他们的学校。这些学校多在郊区。孩子们在仓库里偷偷的上学，因为父母非法嘛，孩子当然更是非法的，那么他们也请了一些所谓的非法的老师，给的钱很少，来教他们这些孩子。如果政府来抓了，他们外面有卡车，开着卡车就跑。这样的学校他们说在北京有26座。也就是说，光是这样的孩子，在北京就两万多。
我的意思不是说，政府不着重教育，而是政府制造了这样一个东西：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有户口制度，走到哪儿都要介绍信。共产党的原意是把中国人分成块，你不准动，这样比较容易控制。改革开放没有带来相应的户口制度或者政治制度的开放，导致普通人一流动就成了非法。在北京，要合法居留打工的话，需要具备很多证件，包括结婚证，节育证，暂住证等一大堆。这些证件办下来就要花很多钱，百姓都有口难言。
还有一个例子：我记得有一年中国新年回去，看了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个叫‘爱心行动’的节目。听故事，送大奖。就是让两个病人去讲他们患病的痛苦。一个是癌症，一个是瘫痪，下边很多观众。两个人讲完了以后，主持人问大家这个奖该给谁？最后那个癌症的得了一万五，瘫痪的得了5千。
我觉得人可以把病人的痛苦来作为节目内容比较的话，就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了。我们在海外看得很清楚，但中国人已经非常麻木，可中国人自己可能并不知道。
另外，我觉得中国社会没有同情心的最典型的表现，可以从处理SARS这个问题上看出来。
我的朋友告诉我，世卫组织去北京检查的时候，医院会把病人放在救护车上满街跑，甚至还会把病人藏在旅馆里。就象伊拉克的化学武器一样，到处躲来躲去别被检查到。我觉得这就是没有尊重人。不只是不尊重病人，你也没有尊重周围的人。这种对人的不同情，这种麻木，中国人已经习惯了。
记者： 刚才您提到SARS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目前中国政府对于有意传播SARS病毒的颁布了一条新的法律，最严重者可判处死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想？
马建： 怎么说呢，当SARS出现了以后，共产党第一个做法首先是隐瞒，隐瞒全世界，隐瞒中国人，只是政府内部的人知道。
我二月份正在广州，如果命运安排的话，我说不定也得了SARS。我在那儿呆了半个月，带着我母亲到处去旅游。天天在饭馆里，天天坐BUS车，完全不知道正在疫区。这说明，中国政府对中国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它为什么不承担这种责任呢？因为中国政府它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
那个时候，他们正在开一个叫人大代表的秘密会议。在所谓两会其间，他们正忙着当人民的领袖。当他们一旦选完了，出来后便宣布，我是你们的人民领袖了，我爱你们。这完全胡说八道，因为人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人民。与此同时，会议外面的人民可能因得SARS死了很多人，这可就跟他们没关系了。
然而他们会利用SARS掀起一场“人民战争”。因为共产党的历史始终是一场革命的历史，它革命的手段就是搞运动。那么现在又搞一个SARS运动。比如他们的口号：象北京是一个主战场，在那里打一场战役。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真不明白有什么必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团结跟SARS有什么关系？然后你就听到了SARS歌，SARS英雄。鼓励对抗SARS的电视剧。我想下一步还会有SARS舞蹈了。
政府要在“运动”里，在这种“口号”里面才能生存，这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残缺的政府。
中国人在专制社会中生活了太久，已经麻木到完全失去了同情心。因为他没有任何福利，没有任何依靠，没有任何保障。一个西方人病了，可能医院会养着你，把你救活。在中国你没有钱的话，连医院门口都进不去。我见多了医院门口那些快死的人，都给轰了出去。农民得了任何病，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家等死，或听天由命吧。因为中国的农民是没有福利制度的。他们享受不到这个国家的任何的福利。他们存在的意义只是“上交”。或者说农民只是一个被剥削者。在这种情况下，SARS的出现对社会而言只是多了一个杀人的方式。
记者： 您刚才讲到政府不关心老百姓的问题，让我想到江泽民政府在打压法轮功这件事情上，恰恰是以‘为了老百姓着想，为了不要使众多的老百姓痴迷于什么’为理由。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马建： 这些都是些幌子。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几个人在一起聚会就可以说你是非法的。
我觉得对于法轮功，共产党很担心的是，这么大的一个组织会不会有一天是共产党的一个敌人。我曾因为搞过家庭舞会就被抓到公安局去了。第二天，我被绑到警车上，拉着满北京市转，就是为了把我曾跳过舞的地点找出来。在车里面我几乎被打死。然而我不能说出那个地点，因为我知道，一旦我说出那个地，他们会到那个人家接着抓人。因为共产党怕人们在一起说话，怕人们聚会，怕人团结，怕被推翻。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非法的政党，从来没有人民去选他们。过去很多年轻人在聚会中，随便开个玩笑，说“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党”，结果被一批一批的枪决。整死了多少，我现在脑子能想到的名字就数不过来。
共产党做任何事情都是说代表人民。连他们开会的地方也叫‘人民’大会堂。除了监狱不叫‘人民’监狱，其他的都叫‘人民’。我是从来不信任他们的。
记者： 中国镇压法轮功是共产党制度下的必然性吗？
马建： 我想是。我去年五月在北京的时候，见过一个基督教人士办的类似福利院的收养孤儿的地方。据说那是外国信教的一个传统：到了中国，他们会收养几个孤儿。但是在中国他们很痛苦。他说，按着你们中国的规定，我只能收留三个，收留再多了就叫团体，我就会被抓起来。难道我多收了几个孤儿，我们几个就会变成一个政党。
在中国是不存在其他政党的，除非被共产党“团结”。而这个历史，很可能会一直发生下去。我想共产党有一天解体的话，那么跟各个民间组织慢慢的壮大会有很大的关系。
记者： 那么共产党的这种统治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呢？
马建： 共产党到现在为止还不敢出一部真实的共产党史。翻翻共产党的历史，你自己也会吓一跳：一“解放”就开始“镇反”，就是镇压反革命；然后是“肃反”；跟着是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然后到了这个60年挨饿，然后是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凡是他们认为的“阶级敌人”都是活不下去的。共产党走到了最极端的时候，就是把它的对手都杀光了，最后只好杀自己人来延续“革命在前进”。毛泽东把自己周围的人都快杀光了，也没人可杀了。这就是共产党的逻辑，它会一直靠杀人证实正确的。所以共产党的历程就是杀人的历史。这个历史它们自己叫阶级斗争。从他们刚有一小块根据地时就开始了。
记者： 既然如此，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又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它的宣传呢？
马建： 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已经用了半个世纪了，对它而言，非常好用，每一个人都逃不掉。有一年我在深圳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文艺报的副总编，大家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他可能喝的多了点，他随便就可以说出我在深圳生活的一些细节，而我此前完全不认识这个人。就是说，共产党养的这个所谓的宣传部，这套系统，可以监视每一个人的思想、每个人的动态，谁都在其中逃不掉。再比如说，我95年去西安的时候就被他们关在海关，不准进去。他们问我要来干什么，见什么人。关了一天。后来他们改成跟踪了，我并看不到他们。但后来发现我一走，所有认识的朋友，到旅馆找过我的人，都被查了。
中国是一种利用恐怖建立的非人性的意识型态。通过这个系统让群众去恨法轮功的话，是很容易的。因为整个的舆论，所有的电视，所有的媒体，都在它们手里。
最近我注意到中央电视台那个关于倒萨的场面，他们把下面那些群众的欢呼切掉了。而且标题是：几个巴格达市民架梯子倒萨。那么这种题目给人一个感觉是你可看可不看的一个新闻。而在海外看，我们看到的是新闻的全部，我们看到那个像倒了以后，很多伊拉克人都拿鞋打，踢啊。
我当时掉眼泪了。从伊拉克人民的欢呼声中，我看到的是专制曾经把人压迫的那种痛苦。我联想到我在大陆的那种麻木的生活。
记者：为什么您说‘中国人是一群吓破了胆的民族’？
马建： 我想，你首先要了解‘麻木’和‘残忍’的关系。当一个政权非常残忍的时候，你要想在里面活下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麻木。假装看不见，跟我没关系，再残忍的场面也动不了我的神经。中国人越来越麻木，就是因为这个麻木是他可以在极权下活过来的一个生存本能。常表现的就是少说话，少惹事。
在中国，邻居被抓了，隔壁的人不会想到要保护他，因为“跟我没关系”。我们在伦敦，若有人因交通事故撞死了，很多人都跑到那里放一束花。因为他太无辜了，这是对生命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在专制社会是不存在的。专制社会教化出来的人，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你靠拢我就是好人，你不靠拢就要把你消灭掉。北朝鲜和古巴也在用同样的办法，就是以恐吓来形成统治。这种恐怖就是：我可以让你死，你要不要活？你要活就听话。长期下来，一代教一代，变成一种“遗传”，最终驯服出一个没有勇气，没有胆量的民族。
记者： 有些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对与批评中国现政府的言论不能接受，认为这是发展中必须出现的，没有必要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是一种思想的扭曲？还是他们真心的认为共产党好？
马建： 如果看苏联的变化，就非常明显。苏联推翻了共产党，最后还是共产党们掌权。因为共产党从一开始执政，就消灭思想者，消灭有头脑的人，也消灭有钱的中产阶级。也就是说，凡是共产党的社会，它早就把精英给杀光了。也就是说共产党的社会其实是一个没有思想阶层的社会了。换个说法是，只能在一个没有思想的社会才能存在共产党。那么在这种制度中，如果它由于经济的发展变成一个现代的社会，你会发现剩下的那些所谓精英，也没有能力去代替共产党了。共产党就是这样形成了一个低层次但可以运作的体系。
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共产党本身把自己变成了贵族。中国社会将会出现一个新兴的阶级，这个阶级由共产党为主体，然后培养出一些维护共产党的有钱人。这些人和共产党之间互相维护，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不可能推翻共产党，推翻自己的阶级利益。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出路呢？我想，在中国社会能够生存的只能是渐进民主。就是在共产党的内部，其成员一步一步往民主方向过渡。这个过程对中国人而言恐怕是最悲哀的，但也可能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人唯一的出路。
记者：马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马建：好，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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