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8日讯】前不久，针对中国立法当局颁布的针对“故意传播非典病毒者”最高得处以死刑的报道，引起国际新闻媒介的极大关注。其中德国的《莱茵周报》以“中国人的极端主义”为题发表了评论。这样的评论其时并不中肯。因为中国当局始而刻意隐瞒，继而革职高官，再而追加立法，并不能以极端主义一句话所能概括。
首先为了所谓十六大和人大、政协期间的“稳定”，当局刻意掩盖真相，结果非典流行，大面积蔓延，多人死亡。说明中国的新闻报道，从假话变成说真话，其中要付出高昂、乃至生命的代价。当非典病例数据国内无法披露，“投奔自由”传播到国外之后，当局才仓促面对国际舆论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将张文康、孟学农等主管高官撤职查办。其他还罢免了一批玩忽职守危害人民生命的官僚干部。据了解，这批下台干部中没有一个被判处十年以上徒刑的。这仅仅是此次立法机关出台新法令中的最低量刑标准。
我们还看到，这次在发生非典疫情的所有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特别立法来对付该病疫情的传播。他们的舆论相对开放，社会监督比较有效，再加紧急防范措施，疫情便较快地得到了控制。同样是亚洲的越南，经济发展不及中国，却是首先迅速控制非典疫情的国家。他们同样没有特效“克星”药品，主要依靠人体自身的抵抗力和社会、卫生部门的应急措施，终于控制了疫情，制止了传播。他们没有紧急推出严刑峻法，我们却不能说他们没有法治观念。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病人自知已患高危重症，而且体弱乏力，一般也不至于像中国当局所指责的那样，再去故意传播。如此的病例，至少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退一万步说，对于病弱无助的非典患者施用重刑，也有悖人之常情，更有违国际上起码的人道主义原则。看来中国在法治方面要与世界接轨，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当然，中国最高法院宣布实施的这一法律，决不会无的放矢。那么中国当局如此杀气腾腾地紧急立法，又是想要威慑谁呢？
江泽民提出“与时俱进”的概念以后，这个术语成为目前国内各种场合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当时正值春夏之交，不仅非典作祟，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进驻，而且每年一度，令当局最感头痛的“六四”十四周年忌日日益迫近，当年邓小平师出无名，悍然下令开枪，将一场和平请愿，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要人权的学生市民运动，血腥镇压下去。十四年来年年躲，年年怕。可是中国人和世界舆论一直没有停止要求追究六四责任的呼声。随着非典疫情的扩散，人民中出现强烈的不满，中国当局不仅害怕非典，更害怕自己统治地位的动摇。北京，尤其是北京的大专院校，是六四的发源地，当局关闭校门，不准学生进出，还下令封锁了全国的一些言论比较自由的网站；杨子立和黄琦等青年知识分子被判重刑，对法轮功信众的打击和刑讯依然严酷残忍。中国当局的紧急立法，仅是一个借口而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严打非典传播者是假，震慑人民的不满和正义反抗是真。按照人类公理的原则，法律是保护人民权利和利益的。西方国家的报刊评论只看到中国当局始而刻意隐瞒真相，继而宣布严刑峻法，态度似乎一百八十度急转弯，便批评说是“极端主义”，实际上是过于表面化地看问题了。中国当局色厉内荏，他们的心头大患是不仅害怕致命的非典型急性肺炎，更害怕人民要求人权和民主的愤怒反抗。@(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