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张珑特稿）随着中共胡温体制主导大陆政治走向的趋势日益明确，大陆民间企盼政制改革带动的新一轮修宪声音，正在大陆政学界逐渐酝酿、扩展中。
宪法是民主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政体和政府组织形式的合法性依据，是国家重要决策的规则来源。民主国家会根据新的社会状况和民意修改宪法，以保证宪法的稳定性，并回应社会变化的需要。
但中共一向“党大于法”，总是为了路线和权力斗争的需要而制宪或修宪。建政五十四年以来，曾制定过四部宪法，分别是一九五四年宪法、一九七五年宪法、一九七八年宪法和一九八二年宪法，以及建政之初的一部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中国大陆宪法学界在评价自身的四部宪法时普遍认为，五四年宪法最全面；七五年宪法是在文革背景下修定，错谬比比皆是；七八年宪法与七五年宪法相比，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八二年宪法是四部宪法中较为成熟的。
但是即便如此，大陆学者仍批评八二年宪法着重实体规则，轻程序规则。实体规则包罗万象，但缺乏程序性规范，就少了许多保证。例如规定了人身自由的公民权，但未在国务院的行政权和检察院、法院的司法权中作出相应的保护程序。此外，学界批评，中国大陆宪法中加入过多的意识形态内容，不像一部宪政意义上的宪法。
八０年代之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政策促使社会加快转型。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八七年、九二年、九七年分别召开十三、十四大、十五大，相应地分别在第二年的八八年、九三年、九九年进行三次修宪。可是中共为求落实“四个坚持”中的坚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因此这些修宪以党意为出发已成惯例，而与民主国家以回应民意舆情、社会需要修宪，有根本上的不同。
中国大陆最近三次在八二年宪法基础上的修宪重点分别是：
｜八八年的修正案有两项重点。首先是解决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性问题，之后大陆土地使用被正式允许在市场上流通；与此同时，还解决私营经济的部分合法性问题，但仅是将它作为公有经济的补充看待。
｜九三年修宪主要呼应邓小平九二南巡讲话。修正后的宪法明确中国大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表明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关涉及选举制度的修正部分，仅重申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合作关系的保证，而未给予参政党真正的参政地位。
｜九九年的修宪增加了六条修正案，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宪法；进一步保护个体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将“反革命”这种非法律术语、纯属意识形态的词汇从宪法中剔除，改为国际通用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获罪活动”。
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中接下中共党、政大权后，多次公开谈话中标榜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在大陆民间获得回响。同时，胡温体制在防治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疫情、严办周正毅案展现破除官僚体制、反腐肃贪的决心，为新领导班子累积了更多的政治筹码。这样的客观环境加深民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企盼，也使中国大陆第四次修宪的工作，自然的提上了议事日程。不过，为了抬高江泽民地位、发展市场经济，目前大陆各界对未来修宪方向最大公约数包括：三个代表入宪和保护私有财产。未来随着愈来愈多的意见纷陈，中共修宪的方向也会愈益明显。如果胡温体制仍以党意为出发修宪，而不能走出新的格局以民意修宪，那么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局限终将在世人的检验前无所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