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6日讯】 （四）
于建嵘：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
“北大在线”刊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于建嵘在燕园评论三农系列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稿，现分三部分摘要介绍如下。
于建嵘，男，1962年9月生，湖南省衡阳市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农村政治研究。主要著作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等。
于建嵘说：我第一次来到“北大在线”，是应邀参加一个三农问题研讨会。当时主讲的是《黄河边中国》的作者曹锦清教授。他在分析中国农村的形势如何严峻后，提出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许多主张，其中最激动人心的就是将全部农业税费减掉，这样农民就可以增加收入。当时大家讨论得很热闹，我听得入迷，却忘记说话了。会议后，主持人给我来电话，说会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讲，是不是约李昌平来作一次对话。我告诉他，李昌平先生是闻名天下的中国农民利益代言人，而我既不是知名学者又不是当权者，根本没有资格同李先生对话。再加上要到香港去开会，所以我就没有来。前几天我从香港回来，主持人又给我来了电话，说李昌平先生已经到北大在线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讲演，不仅分析了目前农村存在的十大问题，而且系统地提出了解决方案。只是现在已经有人对李昌平所提的主张持有不同的意见了，主要是说他在向政府和当权者为农民乞求利益。主持人还说，我最近出的《岳村政治》被《南方周末》称之为是主张“让农民自己说话”的，这与目前主流的三农问题解决方案不一致，是不是可以来讲讲这个问题。既然来了，我就讲讲农村调查体会和农村政治状况的看法。这些观点前几天我已在北大由王铭铭教授主持的一个有关《岳村政治》的研讨会上讲过，上次我侧重讲如何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是方法论方面的，这次重点讲农村政治状况。
他说：说实话，我是不同意现在许多学者和专家有关中国三农问题的分析和主张。无论是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还是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所提出的三农问题解决方案，都体现了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寄希望强大的国家及既得利益集团的让步，停止对农民的剥夺，还利于农民。曹锦清先生在呼吁那些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表现出勇气和智慧来采纳让农民休养生息的建议的同时，还希望知识界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迫使既得利益者和当权者让步。李昌平则以一个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的热泪舍身为农民请命，向当政者呐喊：““施仁政吧！施德政吧！依法行政吧！重视农民的权利吧！珍视农民的生命吧！”“给农民国民待遇”。还有些知识分子如党国英说“要为农民说话”，胡星斗说要“为农民呐喊”等等。应该说，这些人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仰的，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并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为农民请命。但是，我认为，在他们思想深处还是那种知识精英统治社会的观念，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将农民这个社会主体排除在外，没有看到农民自己的力量，没有将农民放在农村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
事实上，讨论农村问题，如果离开农民这个视野，是不可能得出真正有意义的结论的。农民的生存状况及其他们的行为反应是我们解答许多社会现象的基点。就目前中国农村来说，这个基点就是农民的反抗。可以说，正是由于农民的反抗斗争，才让当政者和知识界认识到“三农问题”的重要，才有减轻农民负担的各种政策。
为什么这样说？我将以政治分析为视野从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这三个方面就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出现了政治危机；其二，农村政治危机的主要根源；其三，如何解决农村政治危机。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的政治危机
应该说，自中国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无论是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都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旗帜或口号的。但自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特别是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岁月里，尽管农民大量饿死在劳作的田野里，农民问题却并没有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经过农民因饥饿而推进的新的土地改革，农民基本上能吃饱肚子后，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却成为了当政者和知识界关注的焦点。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村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反抗。
同上世纪二十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一样，这次在农村出现的农民反抗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还是在这些地区。我调查和研究主要是湖南省的有关情况。从我调查和所能接触的材料来看，近十年来，湖南省无论在湘南、湘西，还是湘中和湘北，都出现过大规模的农民反抗事件，其中，上万人的农民反抗事件就有二起，较大规模的有十多起。根据我的研究，这些事件基本上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事件的主题比较集中和明确。这些事件的具体诱因各有不同，有的因为在上交提留时，发生了暴力行为或死人的恶性事件；有的是村民们认为农民负担太重，由少数人出面组织上访进而发生冲突；有的因村民选举时出现了“非法”的情况，村民们为要求行使“民主权利”而集体上访；有的是由于村民们认为村级财务不清，村干部有贪赃枉法行为而采取集体行动，等等。村民们提出相应的行动口号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和“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曾惊动中央的祁东事件，农民就是打着旗子、举着“全面落实省委[1996]9号文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万众一心抗重税”的标语、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进行示威的，进而发生了多起冲击乡镇党政机关的。
第二，组织化程度提高。少数农民利益的“觉悟者”通过各种形式，在社交圈子内寻找几个志同道合者，以宣传党和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为形式，展开宣传发动工作，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后，成立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而以具体的事件为由头采取集体行动。这些村民自发成立的组织大体上有“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有的只称为“减负代表”、“减负骨干”，等等。这些组织一般较为神秘，就是同一组织也有不同的说法，很少见到有明确的组织文件，大都以口头的方式表述意见，不许作文字记录，也不设具体的职务，特别是负责人。因为要做到“口说无凭”，“免得让人说在搞非法组织”。但事实上，这些组织内部还是较为严密的，从其活动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有组织领导者的存在。衡阳县渣江镇盐田管区文德村江东小组农民彭荣俊（退伍军人），通过在村民小组会上宣读中央和湖南省政府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提出了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等具体要求，得到了村民的拥护。他就发起该镇18个（基本上保证每个村一人）愿意参加减负活动的村民召开会议。会上决定，不成立具体的“组织”，只称“减负代表”，不设负责人，由彭某担任召集人。在这一组织领导下，引发了著名的“渣江事件”。据了解，湖南省现有许多这样的减负组织，而且出现了联合趋势（他们称之为“联网”）。
第三，产生了一批新的农民领袖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这些农民领袖的身份特征主要是，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有些还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的基本态度。这些组织的其它骨干在文化素质特别是家庭经济情况与这些组织领导者有一定的差别。领导过宁乡道林农民组织的是杨跃进是退伍军人，开始在村里当民办教师，他不满足校领导专权，就联络学生家长组织“家管会”进驻学校清查学校账目。这一事件的另一领导人崔罗坤本来是村民小组长，被村民推荐为村民代表，先后向乡政府和村委会14次反映情况，要求解决当地村办厂矿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问题不仅没有解决，一些基层干部还动用社会黑势力对崔家进行打砸抢，并将崔打伤再押到县里拘留。自此之后，崔就踏上了漫漫上访路。在上访过程中他了解了更多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精神，并认识了一些减负方面的同行，他也就从为自己“申冤”转而组织农民开展减轻活动并成为当地有影响的人物。这些以“减负”为口号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在当地很有影响，可以说一呼百应，并得到农民的保护。有多起农民反抗事件正是为了保护这些农民代言人而发生的。如湘阴县樟树镇农民代言人张新甫被当地公安部门传讯，方圆数百名群众围攻樟树镇政府，打伤多名干部，并将镇党委书记杨冬云扣押起来作为人质，以交换张新甫。宜章县干警受命前往粟源镇拘捕农民减负头面人物周炳辉，被当地农民发现后，立即吹哨子、打铜锣，迅速聚集了2000多人，将100名干警包围。上千人还追到镇政府大院，打砸了办公室和干部住宅。桃源县组织民警和税务人员及乡干部30多人组成行动队在拘留该县芦花潭乡观音岩村“聚众抗交屠宰税”的毛明达（共产党员）时，被闻讯赶来的农民包围。15名民警和干部被打伤，另外10多人遭受脱衣的体罚。直到当天中午，公安部门将毛明达交出后，行动队才得以解脱。
第四，反抗形式逐渐升级，出现暴力化趋向。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反抗的主要形式是写联名信，或派代表上访。到了1995年后，有些地方就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公开集会，请愿和示威，并进而与公安、政府工作人员发生流血冲突，有些事件，国家还出动了驻军。宁乡道林事件就是减负代表组织当地农民要在镇政府机关大院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万人减负反贪大会”引发的。有关部门了为制止这次聚会，派出大批警力（最多时有1000多人），赶到镇政府门前的公路上设置警戒线。最后与农民发生暴力冲突，警察使用了催泪弹导致人员伤亡。衡阳县渣江事件则是镇政府以综合治理为名召开万人大会，用绳索将捉到的6名“减负代表”捆绑挂牌在大会亮相，激起了几千名群众愤怒，而引发了较大规模的武力冲突，群众将镇里的车子砸坏，并有多名人员受伤。
第五，事件具有传染性。农村发生的这些事件很容易从一个地方传染到另一个地方。祁东河洲镇的农民与县镇两级工作组因交建资款发生冲突，进而与司法部门发生暴力对抗，最后迫使上级政府出面清退了多收农民的教育集资款。这样，河洲农民通过与政府对抗减轻了负担的事迅速在祁东县各乡镇传播。接着引发遍及全县西部近数万农民的暴力行动，五个乡镇党政机关被冲击，共有48户、79名乡镇干部的人身和住宅遭到围攻和冲击，公私财产损失巨大。涟源市三甲乡数千农民在“农民利益的代言人”黄国卿领导下，以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围堵涟源市政府大门，并冲进市委书记家进行抄家，并强行接管当地公办的白溪小学，扣押了三甲派出所值班干警和副乡长。在他们的影响下，相邻的白马镇也发生冲击基层党政的事件，镇党委、政府、人大、纪委四块牌子全部扛走，镇党委书记被围攻殴打，并被剥光衣服，前来化解矛盾的市镇两级干部被扣，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
二、农村政治危机的根源
上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农村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农民反抗事件，对共和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就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年代，农民无论经受了什么样的苦难，都很少采取这样直接对抗的斗争形式。这些事件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具大负面影响，迫使执政者和学界不得不关注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然而，尽管执政党和国家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但都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最终使这一问题成为了共和国总理感到头痛的问题。究其根源，在于这类事件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
第一、农村利益冲突加剧。一切政治行为都与一定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目前中国农村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1、利益主体分化。一方面，国家、地方政府、农村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和农民，都成为了具有独立利益主体。另一方面，各利益主体有明确的利益取向和意识，都非常明确地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2、利益冲突的表面化。最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农民负担加重。9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内县、乡两级地方政府出现普遍的财政危机，并最终转嫁为各种税、费、摊派的农民负担。而且，农民相对贫困化加剧。在经济上，由于受到国家强制性政策控制、市场性剥夺和技术性的限制，农业已经不是一种产业，农业经济显品长银收的格局（农产品增长和农业的总体性收入减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而且，相对于城市的贫富差距拉大。3、利益冲突具有体制结构性，显现不可调和的态势。这是说，这种利益冲突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国家为了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努力将国家行政力量伸入到乡镇，建立了超规模的乡镇干部队伍。但国家并不承担他们的费用。这样，一方面，国家需要依靠强大的乡镇体制来管制农民；另一方面，国家又要防止乡镇这架强大的机器对农民进行无限制的剥夺。传统社会的利益冲突大都表现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社区精英处于调和的中间人角色。现在是国家在调和，处于中间人的角色。4、利益冲突的外部化。这表现在，农村社会的利益冲突，已超越了农村或农业这个范围，并表现为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冲突。农产品及生产资料的市场化交易之间的冲突。
第二，政治整合能力差，政权软化。任何政治危机，都会表现一定的权威结构发生变化。其中，国家的控制能力或政治整合能力，是这种变化的最主要衡量指标。目前，中国农村出现了政权软化现象。具体表现为：1、基层政府及干部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和挑战。为了强化统治，政权趋向于暴力化。当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怀疑时，如果采用强化政权机器来维持秩序，会得到相反的效果。政权机器的扩张与政治动员能力并不一定成正比。扩张了的政权机器为了获得维护其运转的资源而会展开新的掠夺。国家权威受到冲击。但是，利益冲突并不一定会产生政治性的集体行动，只有当这种利益上的冲突以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对一定的权威结构产生根本性冲击时，集体行动才得以发生。在目前农村社会的权威结构中，存在着国家权威和基层党政的权威以及地方权威。在常态中，基层政权作为国家的代表者，其权威处于结构的核心位置，国家权威处于隐性，地方权威属于边缘的民间权威。由于基层党政存在大量的对农民利益侵害行为，基层政权的合法就会受到村民们的怀疑，国家权威就很自然地进入村民们的视野。为寻求国家权威的保护，单个的村民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于是，那些能将村民组织起来的地方权威就会迅速膨胀。尽管如此，要使具有制度性意义的权威结构产生动摇，需要有一定的起动因素，这些起动因素主要依赖于具体的诱发性事件。目前，农村最为常见的诱发性事件，基层党政干部在行使职权时的采取暴力等失范行为或因此而产生了诸如死人等严重后果。2、黑恶势力成因盛行，并在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由乡镇政府出面组织的的流氓地痞团伙横行乡里。对于黑恶势力是如何侵入到农村基层政权的问题，我作过一个专项调查。从我调查的情况来看，主要有四种方式，其一就是乡镇领导“引狼入室”；其二就是宗族和黑势力控制的民主选举；其三是经济能人的利益诱惑；其四是政治精英的“红黑蜕变”。这些黑恶势力侵入到农村基层政权后，一方面利用“政权”赋予其的合法性欺压农民，成为村霸乡匪；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形式对抗农村基层政权，在一定的时期为了其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引发并领导各类事件。3、在国家政权体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社会权力组织。一方面，农民缺乏自身的基层组织和政治代表，在农民个体与政府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有意义的缓冲。另一方面，各种非政式组织已经出现，并在国家政权体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社会权力组织。目前主要的有，因社会治安不好而出现的农村自卫组织；生产互助性的组织；宗族组织。特别是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秘密组织。许多农村出现了“兄弟会”，“同门会”，“减税救国会”，“农民减负专愿者”，“减负代表”等等。有的则直接叫帮会。这些组织十分复杂，大都具有传统组织的诸多特征，有的组织还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第三，反体制意识已经形成。通过知识界的努力，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已经被揭示出来。农民长期受到体制性剥夺已形为了共识，并被归结为二等公民、国民待遇、新农奴等理论。这就意味着，农民问题是体制问题，必须通过反体制才能解决。重要的是，这些有关农民处境的理论已通过知识精英传播到了社会民众。由于目前农民对社区缺乏认同，对前途失望，这种理论很容易与社会不满情绪结合在一起领导湖南涟源市三甲乡的黄国卿就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干部和农民都是父母生的，不站起来反抗，就侮辱了公民和五尺男儿的称号”。
三、如何解决农村的政治危机
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存在社会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有如社会学家默顿(R. K. Merton)所说，“有关社会危机的预言往往因为这种麻木的态度而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为了不使这种危机自我实现，目前有三种解决方案。
第一，国家对策：税费改革和三个代表。
自中国进行转型以来，对待社会危机的基本态度主要采用的就是运用武装力量与政治专制手段。现在历史进步了，在民主和法制成为国家和政党合法性基础的现时代，想走出这个历史怪圈。那么，作为主导中国农村发展的国家采取了些什么行动来化解这些危机呢？从目前来看，主要采用的措施有四个方面：1、试图通过税费改革来调整利益结构。税改费为什么实行不了？方法是要全国农村基层行政单位都放弃所有的非税收捐费，这些收费相当于每年九百亿元。反过来，中央政府要把农业税从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八点五。最重要的是北京每年拨款二百到三百亿元补助农村基层，用于公共设施、教育、工资和其它行政开支。但这种“费改税”遇到严重困难，在安微的试验已经基本停止。“费改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拿出的二百亿元补助无法支付基层政府的巨大开支。由于国家财政缓冲这一振动的能力有限，无法满足乡镇政府的要求。2、试图通过改革乡镇体制来约束中间利益阶层的强势。撤乡并镇，精简机构。可是国家却没有办法安置那些因此而闲置下来的乡镇干部。3、试图通过村民自治体制来建立农民新的管制体制。由于这种政治性授权是建立在上述利益冲突上的，因此，其本身也就变成了冲突的重要内容。4、在意识形态方面，提倡三个代表，并企图以此来约束乡镇干部。显然，这种将希望寄托在当权者的自省和自我约束基础上的改革，是否有效，事实已经证明了。
第二，知识界的主张：“给农民国民待遇”。
知识界有关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很多。其中，“给农民国民待遇”最具代表性。从有关论述来看，这里的“国民待遇”不是一般意义上所指的一个国家给予在其国境内的外国公民和企业与其国内公民、企业同等待遇问题，而是指要给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与生活在城市的市民同等待遇问题。表面上来看，这种论述没有错，因为中国的确存在城乡二元分离，农民的社会地位也急需提高。但只要我们对这种主张所提出的具体目标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给农民国民待遇”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的，是用一种表面化的城乡差别来掩盖中国社会的本质。事实上，那些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非农业人员”所具有的“待遇”，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国民待遇”了。因为对生活在城镇的广大劳动者来说，那些少得可怜的“福利待遇”早已被改革改掉了。只有那些少数贵权者则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上享受着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具有共同利益和意志代表的国民群体，只有贫贱的劳动者与拥有资本和权力的权贵者。也没有什么国民待遇，只有权贵者的待遇。广大工人和农民在一样承受着权贵者的压迫和剥夺。权力和资本对劳动的剥夺，才是中国社会的本质。
也就是说，目前知识精英所主张的“给农民国民待遇”的主张，也许并不是农民自己想要的，不是农民的利益表达。而且，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他们是要“给”农民国民待遇，由谁给呢？当然是权贵者和这些知识精英了。这也就决定“给农民国民待遇”并不能解决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
第三，非主流观点：组织农民，开展一场社会运动。
斯梅尔瑟将社会运动分为规范导向的和价值导向。前者倾向于体制内的渐进式改良，后者则主张采用激进的社会革命。 记得上次中国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博士在这里说，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只得进行社会改良，不能进行激烈的革命。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农村不可能产生一场新的革命，因为缺乏农民革命可分配的资源。土地或权力都不能成为当前革命的目标。而要实现全社会的财富再分配，则需要改变国家的根本秩序，“民族利益”会使改变这种争权行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强大的军事力量会迅速地恢复秩序。从目前中国的情形来看，在农村推动一场有别于传统革命式的社会改良运动也许是比较明智的选择。问题在于，我们要改些什么，由谁来推动这样的改良。
我认为，首先要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要让农民自己说话。也就是要动员组织农民，建立真正的农民组织，要在农村社会中培养与形成与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有效搏弈的力量。
要建立农民的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改变现在的乡村治理方式，走向乡村自治体制。这里不仅是村一级的自治，更主要是撤消乡镇政府，实行乡镇自治；其二，建立社会中间组织。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许诺，要运用社会组织特别是民间组织来构建社会运动的载体。其中，成立真正意义上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作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缓冲。党国英认为，社会集团的组织程度越高，社会集团之间对话成本就越低，妥协的可能性就越大。高度离散的社会群体最容易受到谣言和邪教的蛊惑，并很容易成为立场极端的领袖人物的基础。而且，据著名农村社会问题学者米格代尔的分析，分散的农民可能是“革命者”的社会基础，而有组织的农民则可能是改良主义者甚至是保守主义者的社会基础。如果通过农会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政府与农民对话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农民的愿望就容易通过秩序化的组织渠道得到表达，一些突发事件也可以得到缓冲和调解。
当然，这样的农会应该是真正的农民组织。几十年前，千家驹在批判以乡村建设运动为代表的农村改良主义时就认为，真正的农民组织应该是，“第一，必须是能代表最大多数农民之利益的。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农民是有阶级分化的话，那这大多数农民当决不是地主与富农，而是贫农雇农及一部分中心。第二，这种组织必须是自下而上的。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政权，龙其是地方政权，还掌握在代表豪绅地主利益的人们的手里的话，那这种组织是决不能希望他们来领导与发动的。它必须是一个自发的组织，而不是由上而下的，由政府机关所通令成立的。第三，这种组织必须是适应世界潮流的。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孤立的闭关自守的世界，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已摆得非常明显。倒行逆施的开倒车运动固然行不通；自作聪明独创一格也为时势所不许”。我认为，这里第三点的“适应世界潮流”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可以应该建立退出机制。无论是政治性的和经济性的农民组织，如果农民没有自由退出权利，那都是很可怕的。
要让农民自己说话并不是要知识精英放弃自己的责任。詹姆斯·C·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说：潜在的激进农民暴动的组织是否形成，似乎主要取决于它可以得到的资源能否确实缓解其成员的最迫切的需要，取决于政府或外部精英对其宽容甚至帮助的程度。在这两个因素当中，后者似乎最为重要。没有外部帮助，一个地方教派或政党或多或少就会被迫处于我们所说的“内部自助”之中。作为保护的基础，内部自助不会有充分的物质条件。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这就表明，知识精英不仅要走进乡村社会进行调查了解乡村社会破产的真相，更要向社会特别是当权者表达组织农民的政治主张，并通过发动组织农民并最终将他们变成一个阶级。而目前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到农村去，发动农民成立各类合作组织。我们要为农民建立各种组织提供规范；同时推动农会法的起草工作，像上世纪80年代初北大学生向社会提交《新闻法草案》一样，可以提出农会法的建议草案。
80多年前，当许多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在海内外诉说中国社会的危机时，有一个人却从你们北大图书馆走进了湖南的农村和江西的安源，最终发动并领导了上个世纪的那场工农运动。他就是毛泽东。当年，就充满激情地说：“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历史也已经证明，中国的农民并没有得到继续解放。原因何在呢？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些知识精英们利用农民的力量重新塑造了一代救世主。
现在已是新的世纪了，不是需要救世主的时代了，要靠农民自己，要让农民自己说话。
（读者推荐）(1/23/2002 3:12)
（五）
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第一章节录)
作者：陈桂棣 春桃 （首发《当代》第6期，计20万字左右）
第一章 殉道者
1 骚动的路营村
生与死，肯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除去不懂事的孩子和失语的老人，恐怕这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搞错的一件事情。可是，有时它也是十分模糊的，模糊得还会让人感到吃惊：有的人明明活着，好像已经死了；有的人已经死了，却仿佛还活着。
丁作明已经死了，他的死不能说是“重于泰山”，但在他死后八年的二00一年二月十日，当我们走进淮北平原出了名的贫困县利辛县，向许多人打问去纪王场乡路营村的路怎么走时，回答我们的，首先不是去路营的路应该如何走，而是好奇地反问，问话的内容又几乎众口一词：“你们是到丁作明那儿去？”
丁作明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说有，也许就是他比别的农民多念了几年书，从小学念到了高中毕业，而且念书时十分用心，家里穷得有时揭不开锅了，他仍然一声不吭地跑到院里的水缸边上，像澳大利亚驼鸟那样蹶起屁股，把头埋进缸里去，用井水把肚子灌饱后，照样唱着，跳着，去上学。考大学时，大家都说他太亏，离录取线只差几分，如果他不是利辛县乡下农民城的孩子，如果他生在北京，或是上海，是完全可以走进大学校门的；即便就是生在别的一个什么城市，他也会是另外一种命运。但是他是路集中学的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只能回到路营村，这就又与那些一个大字不识的泥腿子没有了区别，他必须同中国所有的农民一样下田干活，去侍弄庄稼。再要说有什么不平常，就是装了一肚子墨水的丁作明，比别的农民爱翻报纸，爱听广播，爱咬文嚼字，爱动脑瓜子。平时为人别说多谦和，但认死理，敢说真话，敢同村里、乡里的头头脑脑平等地说话。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也就比大伙多出几分烦恼，以至最后惹来杀身之祸。
他分明早就已经死了，利辛县城的那些人怎么可以说我们“去到丁作明那儿去”呢？
难道还可以寻找到一条路，能够走到丁作明那儿去吗？ 公元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是丁作明热切期望的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他绝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将会在这一天走到尽头。
头天上午，丁作明和其他七位上访村民接到了乡里的通知，要他们到乡里开会。会上，乡领导说，县里对你们告状的事很重视，希望在你们八人中选出两人，再从党员、干部中各选二人，组成一个清账小组，对路营村村干部的经济账全面清查。这天上午，清账小组正式成立并开始查账。这消息，使得整个路营村的村民一片欢腾，锁在人们眉头的愁云一扫而光，有几个农民竟激动地奔过直沟，跑到对面的商店买来鞭炮，准备在村头上放一放，让大伙出出恶气听个响。只是这一年的新年来得比往年早，元月二十二日就是农历大年三十，二月六日已是正月十五，过罢正月十五，年就远了，问了几家商店全没货，鞭炮就没买成，但丁作明这一天的心情却分明比过年还舒畅，迈出家门的步子都带有了几分弹性。
利辛县是解放后才划出的新建县，这一片原来分别属于涡阳、阜阳、蒙城、太和、凤台和颖上六县边区，是个六不管的贫困地区。境内多为黄泥地，一下雨，有路也没法走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砂土，碱土更是布满各处。路营本来就够偏僻落后的，再加上九一年那场特大洪灾的袭击，家家穷得叮当响。这一年眼看新年就要临近了，村里却没有一点要过年的喜庆劲，全村算下来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边派下来的各项负担加起来每人居然摊到一百0三元一角七分。一年忙到头，起早贪黑，跑细了腿，累弯了腰，打下的粮食扣除口粮，其余的就全被村里以各种名义“提留”走了，有几户收的不够缴的，村乡和派出所穿的是连裆裤，“不给就拘留你”。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一种习俗。令丁作明想不通的是，为躲债不敢回家过年这种只应该发生在解放前的事，今天居然会在路营出现了。中国农民不是翻身做了主人么，为啥还会这样苦？作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党的农村干部，又为啥这般凶呢？于是他悄悄地做了一件别的路营人不敢做的事。
在此之前，他从广播里和报纸上得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他花了几个晚上把收集到的中央的新政策，整理成一份通俗易懂的材料，然后就去各家各户“宣讲”。宣扬党的会议精神却要偷偷摸摸地进行，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在“国统区”的秘密活动一样，这使他感到十分别扭又十分激动。
他的眼睛在那些农舍梁间吊下来的灯泡的光晕中发着亮。他对乡亲们肯定地说；“村干部这样征收‘提留’的做法，是违背了中央精神的！”
他做事的认真和拥有的学识，足以使那些习惯于蹲在黑暗地方又早习惯了逆来顺受的村民们心服口服。但是，这一次，随着一阵沉寂之后，还是有人小心地提出了质疑：“周围村庄，附近乡镇，不都是在这样搞的么，天高皇帝远的，你能拿他们怎么办？”
“我不信有理没处讲。”丁作明不信这个邪。
他一字一句地，把国务院最新的规定读给村民听：收取农民的提留款不得超过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他将百分比作了特别的强调。“明摆着，村里从我们这儿收取的提留款大大超过了这规定，已经比‘百分之五’的比例多出了五倍还要多！这次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各地应保护农民的利益，减轻农民的负担’。他们分明是在瞎搞，我们要到乡里讨个公道！”
“乡里会买我们账吗？”有人感到这事太难。
“自古就有‘官逼民反’一说，”一个部队退伍回来的村民，忍不住吼了一嗓子。“何况咱这是按中央的规定向上边反映问题，乡里不买账就上县！”
渐渐地，农舍里的气氛开始变热闹了。
有人控告：村支部书记董应福，将村民们集资建成的粮仓，私自出租给别村使用，从中捞取租金九千多元；以后，又将粮仓捣鼓掉，鲸吞了三四万元的售出款。特别是，大灾之年，中央曾有专门指令，贪污救灾物资是要判刑甚至杀头的，董应福竟敢把救济给路营的衣物和食品占为己有。而且，对计划生育的罚款，以及各种多“提留”的钱物，均不入账，或是故意弄成一笔糊涂账。
不一会，大伙就从村干部扯到了乡干部，你一句我一句，话音儿不落地似炸开了锅。
有人揭露：纪王场乡康乡长的公子，仰仗老子的权势，横行乡里，多次操着电棍，拎着手铐，跑到路营乱要各种钱款。一九九一年特大洪灾，上边规定不准再向受灾的农民索取任何“提留”，而康公子却带着民兵，活像日本鬼子进村，强行抢夺村民的钱物。发现有谁躲在家里不开门，就支派打手用脚踢门，分文不得少，还要额外付给踢门“功臣”的劳务费。抢得钱财后，便领着一帮人吆三喝四地下馆子，吃喝的花费回头还要从村民们的集资款中予以报销……
大家越说越来气，最后望着丁作明，请他拿主意。“纳鞋要有针线，告发人家得有证据。”
丁作明说，“咱们可以到乡党委去反映一下大家的这些嫌疑，要求清查村里的收入账目。”
这天，丁作明就同其他七位村民找到了乡党委，向书记李坤富陈述了村里的问题和查账的要求。
乡党委书记李坤富，认真看了看丁作明递上来的“提留”表说：“是多提留了。先让我们合议一下，两天给你们答复。”
两天过去了，乡里没有动静；又过了两天，又过了两三天，在一次有路营村干部和党员参加的干部会议上，乡党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任开才，突然要路营村书记就多收提留款的问题在会上作个“交待”。董应福顿时火冒三丈，他认为各村都是这样多提留的，没啥好在众人面前交待的；听说是村民把他告到了乡里，要查账，就怀疑村里有人眼红他盖起的几间大瓦房，当即在会上讲了狠话：“有人要清我的帐，还有的狂到要扒我的房，我看谁敢？除非他不要命了！有人说，凭我的收入买不起小四轮拖拉机，盖不起大瓦房，买不起盖不起，可我就买了盖了，这是我的本事！你们穷，活该！想跟我搞，你们怕是不想活了！”
一个党支部书记，竟敢在分管政法工作的乡党委副书记主持的全乡干部大会上口吐如此狂言，实在是出人意外。可是，副书记没有制止。会后，会上的情况一传开，路营村的村民们肺都要气炸了：“共产党的天下，难道就没有王法了？”
丁作明咽不下这口气，就在过年的前三天，把路营村乱收“提留”款的情况写成材料，直接送到了利辛县纪检委。
接待的同志为难地说道：“已是年跟前了，材料先放在这里吧。”
路营村这一年的新年，显得少有的冷清，甚至没有几户燃放鞭炮。
转眼到了农历正月十八，许多村民也沉不住气了，纷纷跑来找丁作明，这才发现，丁作明整个年里都在忙着写控告信。他把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规定，路集村以及纪王场乡一些干部违法乱纪给农民带来沉重负担的种种做法，写得淋漓尽致。
大家都被丁作明的行为感染了。是的，一个人应该有一种精神，也总要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如果人人都怕树叶落下来砸破头，看到腐败的现象不闻不问，遇到邪恶势力不敢抗争，我们这个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于是，在正月十八的夜里，地处偏僻的路营村民们，就你八角、我一元地凑足了路费，然后悄悄把丁作明在内的八位村民代表，摸着黑，送出村。
县委办公室汪主任接到丁作明的这封控告信，很吃惊，感到路营农民们反映的情况，其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他们的想像。汪主任很快向县委书记戴文虎作了汇报。戴虽刚调来不久，但态度极其明朗。因此，县委的答复让丁作明一行十分满意：“我们会尽快让乡里落实清账小组的事，对路营行政村干部的账目进行清查；对你们反映的乡政府的情况，也会很快予以核实、处理的。”
就这样，没有过好一个新年的丁作明，考虑大伙凑起的路费不容易，该省一分一厘全得省，不敢在县城多耽搁，就领着村民代表挤上回纪王场的农村班车。在能够把人五脏六腑都颠翻的车厢里，他满怀信心和喜悦地回味着县领导的话，却不知道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他，死神带着另一个世界的狞笑，已经从地狱之门无声地袭过来，而他浑然不觉。 这年二月十一日，农历二月初一，下午三时许，村民徐赛俊、丁大刚二人在暖洋洋的冬日下“下六周”。“下六周”，这是淮北大平原上的农民创造出来的一种“土围棋”。他们正撕杀得昏天黑地，因为丁作明在一边观看，路过此地的路营行政村副村长丁言乐，也趁机凑了上来。丁言乐已知道丁作明向县里反映了他和负责计划生育的妻子贪污提留款和计划生育罚款的事，早已忌恨在心，就故意找着碴儿，同丁作明发生口角。
丁言乐对徐赛俊和丁大刚威胁道：“你们这可是赌博呀，我可以把你们抓起来！”他这么说，却盯着丁作明看。
丁作明不免奇怪：“他们这是在玩游戏，又不犯啥法；就是犯了法，抓人也应该是派出所的事。”
丁言乐凶狠地说：“那不一定！”
丁作明最听不得这种口气，更看不惯一当上干部就变脸的这种人。不过，他意识到，来者不善，显见是在借故寻衅了，就没再吭声。
谁知，丁言乐得寸进尺，开始用肩去撞丁作明。边撞边嚷，耍起了无赖：“怎么，你想打人？我给你打！我给你打！”
丁作明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也想不到身为副村长的丁言乐，竟会如此下作，他连连后退。丁言乐却步步紧逼，越撞越猛，已是穷凶极恶。丁作明无奈，只好躲开。就在丁作明闪身离开的当儿，丁言乐凶狠地撞过来，撞了个空，由于整个身体失控，一头跌进旁边的庄稼地里，跌了个嘴啃泥。
丁言乐这下子终于找到了可以“理直气壮”进行报复的理由了。
丁作明早料到被他揭发到的这些人都并非凡角，会想方设法伺机报复的，只是觉得丁言乐这样做是在耍下三烂，太没水平，就一句话也没说地回家了。
在远离现代文明的路营村，“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村长不当干部”这句话绝不是玩笑，别说乡里了，丁作明敢把村干部告到县里去，那就是“找死”。丁言乐本就怀恨在心，这又跌了个嘴啃泥，等于火上加了油。为扩大事态，他便以“被丁作明打伤”为幌子，一个下午先后六次找上门，要打丁作明。丁作明爱人祝多芳虽然不了解情况，也只得一再赔礼道歉，但丁言乐并不罢休。
不久，丁言乐的儿子丁杰，手里掂着把菜刀，在门外大喊大叫，嚷着要丁作明“滚出来”。
当晚，村民们都劝丁作明赶快离开路营村，出去躲一躲。开始，丁作明死活不愿意，觉得村干部欺人太甚，干吗要躲？后来考虑到，县领导已经支持他们清查村里账目的要求了，查清村干部贪污钱财的事，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不能因小失大，扰乱了县里的计划。再说了，丁言乐们怕的就是你躲，这些人巴不得闹得鸡飞狗跳，天下大乱，这样才可以趁机将水搅浑，最后搅得是非不清。
于是丁作明当天夜里忍气吞声离开了路营村。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丁言乐果然就带着全家人凶神恶刹地再次找上门来，要同丁作明大闹一场。祝多芳小心地说：“丁作明不在家。”丁言乐那里肯信，闯进屋里，叫全家人仔细查找，不见丁作明的人影儿，就又气又恼地说：“我昨天被丁作明打伤了，需要住院治疗！”
这时，路营村的支部书记董应福出面了。他协同丁言乐妻子孙亚珍一道，将丁言乐安排进了乡医院。随后，孙亚珍又以分管计划生育的身份，向乡长康子昌、乡党委副书记任开才递上了头天晚上写好的揭发材料，声称“丁言乐因计划生育工作抓得认真得罪了丁作明，被丁作明拦路殴打致伤”，要求对丁作明作出严肃处理。
康子昌和任开才，对孙亚珍告发丁作明事实的真伪根本没有兴趣去了解，而是幸灾乐祸。因这时县委办公室的通知已经到了纪王场，县委的指示十分明确，要求纪王场乡党委和乡政府尽快安排有上访代表参加的清账小组，对路营行政村干部的账目进行全面清查。上访的人员是哪些人无须康任二人去了解，他们知道带头闹事的人就是丁作明。
把属下的问题告到上头去，这是康子昌和任开才都无法接受的；何况他们也猜得出，丁作明这次到县委是连他们的问题也“捎带”了的。显然这是在损害纪王场乡的对外形象，诋毁纪王场乡党委及政府的声誉。这是绝不允许的，也是他们难以容忍的。
所以，康子昌和任开才在接到孙亚珍的揭发材料后，当即就指示乡派出所对丁作明的问题严肃处理。
纪王场乡派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不再是我国公安机关遵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派出机构，完全沦为乡镇领导干部们的“御用工具”，因此，在接到乡长和党委副书记的指示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发出传票，传丁作明立刻来派出所。
躲在外面的丁作明，听说派出所在找他，甚是奇怪，他想一定是丁言乐夫妻二人给他捺了“坏药”。不过，他并没把这事想得很复杂，他认为只要自己没干犯法的事，任谁诬告栽脏都没用，事实总归是事实。
丁作明坦坦荡荡地走进了派出所。
可以想像得到，他走进派出所大门的步子是充满着自信的。因为正是这天上午，县委要求组建的清账小组不仅正式成立，而且已经开始工作，他相信，要不了多久，村干部的经济问题便会查个水落石出。
来到派出所，丁作明很快就发现，这个世界一切都颠倒了，“指鹿为马”并非只是写在《史记》中的一个故事，把鹿硬说成马也绝非宦官赵高才有的恶行。
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公开的传媒至今没有作过任何披露，所幸的是，侦破此案以后，有关方面曾整理出一份内部的文字材料，在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这份充满血泪与恐怖的“报告”。
派出所副所长彭志中见到丁作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打丁言乐？”
丁作明解释说：“我没打，我从没打过谁。”
彭志中仍然还是那句话，只是语气变得更加严厉了。
丁作明再次申辩：“我从没打过谁，你们可以到村里去调查。”
丁作明觉得无须回答，这话彭志中应该去问丁言乐。
“说！”彭副所长已经没有耐心了，他锐声喝道。
“你们这么肯定说我打了丁言乐，有证据吗？”丁作明忍无可忍地说，“如果那天在场的村民，哪怕是个小孩，只要有人证明我打了丁言乐，我愿承担一切责任。”
彭志中根本不听丁作明的申辩，他提出了两点处理意见：“一，你丁作明付给丁言乐二百八十元五角的医药费；二，在纪王场逢集时，你丁作明用架子车把丁言乐从医院拉回家。”
这种颠倒是非充满欺辱敲诈的处理意见，丁作明当然不可能接受，他当即反对道：“我没打丁言乐，丁言乐不可能伤在哪；他为啥住院，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彭志中一拍桌子说：“难道我的话就不算数？我现在问你，我的裁决已经下了，你出不出钱吧？”丁作明平日留心过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于是说道：“我没有打丁言乐，你下了这样的裁定，我可以上诉。”
彭志中终于被激怒了。他指着丁作明大声喊道：“我现在就可以把你关起来，你不信？”丁作明依然毫不示弱，说道：“即便按照你刚才的处理意见，我也够不上是‘刑事犯罪’；就是你对我‘刑事拘留’，也应该在二十四小时内说清楚拘留我的原因。”彭志中说：“那好，我告诉你，我可以关你二十三个半小时，放出去后不给钱，我再关你二十三个半小时，直到你出钱为止！”
彭志中说到这，摔门而去，他喊来治安联防队员祝传济、纪洪礼和赵金喜，命令三人立即把丁作明关进派出所非法设立的“留置室”。所以说它“非法”，是因为国家公安部和安徽省公安厅，都分别于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二年两次发文严令各派出所不得设立羁押场所。 丁作明当然听不懂由彭志中嘴里说出来的这些所内平日的惯用语，三位治安联防队员却是心知肚明。说丁作明“兴”，是指他“不服气”；所谓“加加温”，就是要给丁作明一点颜色看，可以施以体罚、殴打，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总之，要被处理者招供认账为止。
祝传济碍于曾是丁作明的中学同学，又是近庄邻居，不便当面下毒手，很快也就借故避开了。不过，一向善于察言观色领会领导意图又深得彭志中欢心的祝传济，知道丁作明是个宁折不弯认死理的人，同时也看出“拿下”“拿不下”丁作明非同小可，他离开之前特地把纪洪礼和赵金喜喊出门外，交待二人不妨给丁作明“拉拉马步”。
祝传济提到“拉拉马步”四个字时，语调是十分平静的，但在纪洪礼和赵金喜二人听来，还是从这看似平静的语调中感到了一种杀气。因为这是纪王场乡派出所最残酷的一种刑罚了。
祝传济望着纪、赵二人回到黑屋，依然不大放心，就又到后院治安队宿舍向王进军传达彭志中的指令，要他也马上赶过去，务必将丁“拿下”。
纪洪礼、赵金喜按照彭志中和祝传济的授意，把丁作明从“留置室”押至值班室，让丁作明拉马步，丁作明不依，就冲上去连推带搡，逼着丁作明就范。丁作明虽说在学校读了十二年书，却也不是文弱书生，毕竟是在大田里耕耙耧耨磨练过来的，累得纪洪礼和赵金喜上气不接下气，硬是无法将丁作明治服。
这时王进军手拎一根桑树棍进了门。
纪洪礼和赵金喜见王进军拎着家伙前来增援，就谎称丁作明动手打了他们。王进军一听指着丁作明厉声喝道：“在这里嘴硬没你好果子吃！”说着就要丁作明拉马步，丁作明依然执意不从。
王进军嘴里不干不净骂了一句，操起桑树棍劈头盖脸就抡过来。丁作明左闪右躲，结果臂上 、腰上连遭猛击，每中一棍，都痛得他脱口喊出声，但他就是不依从。
丁作明不拉马步，王进军就一下比一下更凶狠地抡着手里的桑树棍。
同样也是农民的联防队员王进军，为什么对自己的农民弟兄做如此凶残的事情？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只能是，人从爬行动物进化到今天，虽然创造出了最辉煌的科学技术和最灿烂的现代文明，但人性中那些最原始最残暴的劣根性，仍会在有些人身上以“返祖”的现象出现，这说明人性进化的缓慢。此时的王进军，就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变成了发泄野性的异类。
据说，王进军这已不是第一次兽性发作了，自从来到纪王场乡派出所，干上了治安“联防队员”，打人就成为他日常的工作。没谁提醒过他不可以这样做，倒是因为他敢于下手，而受到所领导的重用。
今天，他手中的桑树棍不久就打裂了，又很快打断了，但他仍然不罢休，抬起脚将丁作明跺倒，随后改用电警棒，猛击丁作明的双腿，逼着丁作明跪到地上去。
就在丁作明已无招架能力，王进军也打累了的时候，纪洪礼的兽性也开始发作了，摸起一根半截扁担扑了上去。他同样发疯地朝丁作明的腰部、臀部一阵猛抽。
这样没过多久，丁作明就不再呻吟了，他对眼前的这一切显然感到了震惊，也感到了恐惧。
他分明已经看出，他只要不松口，眼前的这几个家伙是会把他往死里整的。可是，他依然没有打算要向谁低头，更不可能认输。只见他瞪大了眼睛，无比愤怒地喊道：“我告村乡干部加重农民负担，违背党的政策，竟遭这样毒打，我不怕！就是你们把我打死，我也不服；变成鬼，我也还是要告！连你们一起告！”
纪洪礼碰到丁作明血红的眼睛，挥起的半截扁担吓得掉到了地上。王进军看纪洪礼手软了，歇斯底里地训斥道：“你他妈的孬种，干嘛要怕他？这是他嘴硬的地方吗？”
于是纪洪礼拾起一根棍又凶狠地扑上去。赵金喜爽性找来一块肮脏的手巾，将丁作明的嘴巴塞了起来。
就这样，王进军、赵金喜、纪洪礼，三个丧失人性的治安联防队员，在丁作明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的状况下，又轮番毒打了二十多分钟。直到惊动了因病在家休息的派出所指导员赵西印，发生在纪王场乡派出所的这场暴行才算收场。 3 案惊中央
当清账小组中的村民在派出所找到丁作明时，丁作明已是奄奄一息。他们有的趴在丁作明身上痛哭不起，知道丁作明是因为替大伙说了话才遭此歹毒的；有的忙到丁家去报信；有的，就指着派出所的警员发泄着愤懑：“你们公安不办案，社会治安好一半！”
丁作明七十岁的父亲丁继营跌跌撞撞奔进派出所，看到儿子脸色惨白，豆大的虚汗顺着两颊往下滚，嘴唇颤抖着也不喊声“疼”，一下就跪倒在儿子跟前。
就在这时，派出所副所长彭志中回到了所里，他是来看丁作明是否被治服帖了。丁继营听说彭志中就是所里的领导，又听说儿子是不愿为副村长丁言乐付二百多块钱的“医药费”才被打成这个样子的，就还苦苦哀求彭志中：“我向丁言乐赔礼，丁言乐的医药费我认了，明天把钱凑齐交给你，请你放了我的儿子吧！——”
彭志中也没想到联防队员这次下手这样狠，丁作明被打得这么惨，见丁继营正好向他求情，也就势挥挥手，巴不得赶快将丁作明抬走。不过他依然没有忘了自己曾经作出过的处理决定：“我把话说清，明天一定得把要付的医药费送到派出所！”
丁继营和查账小组的村民一道，急急忙忙把丁作明送往乡医院治疗，后因丁作明腹部疼痛得厉害，乡医院的医生不知所措，只得连夜将他转往利辛县医院进行抢救。
第二天上午八时，丁作明被确诊为脾破裂大出血，医院给丁作明紧急输血，然而，回天乏术，一切都太晚了。
丁作明终于在抢救他的县医院的手术台上停止了呼吸。
丁继营老人听说儿子已死在手术台上，不禁哭得死去活来。他拍打着墙壁痛不欲生：“儿啦，你咋这么傻呀，你有理他们有权，你胳膊咋就想扭过大腿呢？——”
丁作明的爱人祝多芬更是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早哭成了泪人。她一边哭，一边喊：“作明呀，他们把你往死里打，你咋就不认那二百块钱呢！钱比命还贵吗？你这样撒手去了，撇下两个浑身是病的老人，三个这么小的孩子，大的刚六岁，小的才两周——往后的日子叫我咋过呀？”
守在边上的查账小组的村民，好言相劝丁继营和祝多芬不要太伤心，劝着劝着，忍不住也是泪流满面。悲痛地喊道：“作明呀作明，平日你那么聪明，昨天为啥就那么糊涂？他们这样毒打你，你咋就不叫喊一声呢？——”
丁作明带头向县里反映农民负担在派出所被人活活打死，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纪王场乡的父老乡亲感到触目惊心！
路营村村民愤怒了。愤怒的烈焰烧去了他们平日谨小慎微设置在心头之上的樊篱，一个个无所顾忌地走出了家门，涌到丁言乐农舍的前面，要丁言乐和她老婆滚出来。但是，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丁言乐听到风声，一家老小早逃出了路营，此时已是人去屋空。
从那以后，直到我们走进路营，八年过去了，路营的村民再没见到过丁言乐一家人。有人说他们去了上海或是南京，有的说他们去了海南或是深圳，总之，背井离乡，在外靠打工谋生。
原本是路营村跺地地也会晃三晃的副村长，从此成了浪迹天涯、四处漂泊的可悲的游子。
村民们在丁言乐家扑了空，又怒不可遏地掉头涌向派出所。结果发现：往日不可一世的副所长彭志中，以及被狗吃了良心的纪洪礼、赵金喜和王进军，一个个也都各自躲藏了起来。
村民两处扑空，情绪越发变得激愤，最后一合计，决定直接去县里。
就在路营村村民准备上路时，附近的路集、彦庄、李园、朱园、李楼、郭桥、常营村的村民，也闻讯赶来，怒不可遏地加入到路营村的上访的队伍。
显然不堪重负，生活难以为继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路营村。丁作明向县里反映的那些问题，提出清查村干部账目的要求，也同样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与愿望，因此，对于丁作明的死，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如果再不齐心协力奋起抗争，明天他们就会有着丁作明同样的遭遇！
于是这支由路营出发的上访队伍，顷刻就像被一只巨大无比的手在冬日滚动着的雪球，其阵势迅速在扩大，还没抵达县城之前，已汇集了三千多人。这队伍，滔滔似水，浩浩荡荡，一路上扬起滚滚黄尘。黄尘滚滚之中，还夹杂着拖拉机、三轮车、农用汽车、牛车、人力车的引挚声、喇叭声、铃铛声。
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又最能忍让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可是，一旦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有破坏力的一支队伍！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发生在安徽省利辛县纪王场乡派出所的“丁作明事件”，注定不会被将来撰写《中国农业发展史》的学者专家忽略或回避，因为，丁作明是中国的九亿农民之中，因反映农民负担而被乱棍打死的第一人，他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唤醒人们不应该那么乐观地忽略或回避中国农村中正在变得十分严峻的现实。
当时的利辛县委和县政府不敢怠慢，十万火急地上路拦截，怕事态进一步扩大，以至失控，会被坏人利用，他们对这一事件没有回避，处理得也还积极认真，只是不希望闹得一个地区全知道，对消息是实行了严密封锁的。他们认为这样的事传出去，对利辛县委和县政府的任何领导都没有好处。
报喜不报忧，这其实早已成了当今中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一件事情。
然而，这事还是被传了出去。
甚至在安徽省委书记和省长都还不知情时，案件已经惊动了中央。党中央和国务院许多领导，不仅详细得知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并已在震惊之后迅速作出了明确批示。
将这事捅上了天的，是新华通讯社安徽分社记者孔祥迎。
孔祥迎是因为别的采访任务去利辛县的，获悉“丁作明事件”之后，他深感震惊和痛心。当时他在安徽分社负责农村报道，自然会对发生在安徽农业上的一切新闻格外敏感，再说，一个中国最高新闻机关的记者，处理新闻稿件也不会像地方上的记者有那么多的约束与忌讳。仅凭着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他就觉得“丁作明事件”折射出了当今中国农村中太多的“社会信息”。更何况，减轻农民负担，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密切关注并已有了明确规定的一件大事，而纪王场乡一个有文化懂政策的青年农民，只是依据党的决定，向党的组织提出了正当要求，并得到县委的支持，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这一切还是发生在人民的执法机关！其性质的恶劣，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及典型性，都无不使他感到触目惊心！
于是他迅速改变了采访计划，顶着一连串的压力和干扰，深入到纪王场乡作了认真调查，很快把事件的真相写成一篇“大内参”，发往北京的新华总社。总社同样很快地就将这篇调查报道全文刊登在送往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动态清样》上。 当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接到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打来的电话，不禁呆住了。在这之前，无论是阜阳行署还是利辛县政府，都没有将这件事汇报上来，再说，上面打来这样急迫的电话，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历史上还从来没遇到过。
陈俊生劈头就问：“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的青年农民丁作明，因为反映农民负担被迫害致死，你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情况怎么样了？”
这事根本不知道，自然无法回答。那边，陈俊生马上又说：“处理情况随时告诉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都对这事批了字，十分重视，我在这里随时等候你们的电话。”
接着，陈俊生不仅留下自己办公室和住宅的电话号码，还把他在中南海内部的“红机号码”也提供出来；因为他当时正在一个会议上，并把他在会议期间的具体联系方法也作了说明。 透过这一串电话号码，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深知案情的重大，同有关领导联系过后，就把电文发给了阜阳地委和行署。
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这时才知道，纪王场乡的这件事“漏子捅大了”。他很清楚，丁作明的死如果与“农民负担”有个因果关系，这问题就大了，纪王场乡党委政府有关的领导将会被追究责任，县委也难脱干系。虽然他调到利辛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也才一个月，许多情况还不是太了解，按说他在这件事情上所能承担的充其量不过是“领导责任”，但接到省里发来的紧急电文后，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思想一下变得复杂起来。首先，他不希望这件事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或是说，不希望因为利辛这件事影响到安徽的形象。一九九一年大水以来，外地人都把安徽人当作“灾民”看，丁作明一案的真相再传出去，安徽的农村还成了个什么样子？如此触目惊心的事情发生在利辛，作为利辛县委书记，他还有什么面子？
当然，戴文虎并不知道，就在丁作明的案件发生前不久，四川省峨眉山下的仁寿县，也是因为农民负担太重，引发了上万人大规模地上访，农民与警察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愤怒的农民竟烧了警车。这事已使中央领导为之忧虑；紧接着，安徽这边就死了人，自然就格外关注安徽对这事的处理情况，不希望由此引发出更大的事端来。
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想得很多，但他最后还是采取了当今大家都早已熟习了的办法：报喜不报忧，息事宁人。他认为只要不把丁作明的死与“农民负担”扯到一起，剩下的，一切事情都好办。
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利辛县委、县政府就向省委、省政府写出报告：丁作明的死，纯粹是由一般的民事纠纷引发的，与农民负担无关。
戴文虎绝然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抱有侥幸的回复，竟断送了自己本该拥有的锦绣前程。
安徽省委、省政府希望看到的，当然也是“与农民负担无关”的结论。回复的电话当即打给了陈俊生。
谁知，陈俊生是个办事一丝不苟的人，再说这事又有那么多的中央领导批了字，盯着这事不放。他接到安徽作出的这个结论，疑窦顿生：到底是新华社的记者“谎报军情”，还是安徽省在“欺骗中央”呢？需要关心的，似乎已经不应该是这事处理的情况，倒是丁作明案件的性质了。
陈俊生把问题交给新华社回答。
新华社接到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的电话后，觉得事有蹊跷。因为安徽分社记者孔祥迎的调查文章写得已经十分具体了，那些事实不可能是坐在办公室凭空捏造得出来的。但为慎重起见，还是把陈俊生的电话内容及安徽省报上来的意见，一并通知了安徽分社。
现场采访和处理稿件一向认真严谨的孔祥迎，看到了安徽省对“丁作明案件”所作的调查结论，十分意外。他感到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安徽的这种结论，无疑是对他了解到的事实的一种彻底的否定。他当然不能接受。
所以，安徽分社回答总社的态度十分坚定：为了澄清事实，请求中央直接派人调查。
一个由中央纪委执法监察室、国务院法制局、国家计委、国家农业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迅速组成，他们没同安徽省的各级领导打招呼，从北京出发，就一路南下，直接开进了纪王场乡路营村。 中央联合调查组一杆子插到了案发现场，这使得安徽省阜阳地区及利辛县三级党委政府有关领导都大出意外。
调查组首先对丁作明的家人进行了慰问，然后就同路营村的村民们见面、开座谈会。可以看出，调查组的调查范围显然没有也囿于一个路营村，还扩大到了附近的黄楼和彦庄。调查时，不让地方干部陪同，并对被调查人实施政治上的保护，于是乎，周边的村民们也纷纷找上门，向调查组反映实情。
于是，京城下来了“包青天”，“微服私访”的消息立马传遍了利辛县。 二000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在安徽省委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当了十七年省农经委副主任的吴昭仁，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外面的走廊里十分宁静，宁静得我们可以毫不费劲地分辩得出走廊上传来的忽远忽近的脚步声，但是，当吴昭仁回顾发生在七年前中央调查组来安徽的那段往事时，周围所有的动静就全在我们的意识中消失了。
我们发现，退居二线，已经身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咨询员”和“安徽省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的吴昭仁，谈起当年这个调查组的事，好像那一切就发生在昨天。他说，是他把联合调查组一直送到北京的。他强调他同调查组的同志踏上同一趟进京的列车，是因为他也正有事要进京，属于“顺便”；但他并不回避，当时的省里领导确也极想知道这些同志下到利辛到底调查到了哪些情况，又形成了哪些看法。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他至今还能说出国家农业部参加到调查组中去的两位成员的名字，他们是合作经济指导司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处处长李显刚和副处长黄炜；黄炜是个十分能干的女同志，李显刚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的秘书。农业部分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正副处长一齐上阵，也说明了对这事的重视。
联合调查组的负责人，是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主任。
吴昭仁告诉我们，曾晓东在谈起利辛县农民的生存状况时，眼泪止不住地就流了出来。这个细节，给吴昭仁的印象可以说是刻骨铭心。一个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什么场面没有见过呢？
在人们的想像中，执法监察干部早就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但是，讲到调查所闻，感情竟一下变得如此脆弱。他红着眼睛说：“真没想到，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农民还这样苦，负担会这样重，有些党的干部对农民的态度竟又是这样恶劣——”
他一边流着泪，一边甩着头。
他告诉吴昭仁：“我们实际调查到的，其实比新华社记者反映的情况还要严重！整个路营都很困难，只有村支书和几个村干部住的是瓦房，问题一看就十分清楚。路营有两个生产队，连续几年就靠卖血为生，苦到这个样子，各种各样的负担还没完没了，大大超出中央规定，已是让人无法忍受。丁作明根本不是他们讲的什么‘计生问题’，只是因为他反映了农民的负担，被就活活打死！”
这位中央特派员本不应该是个爱激动的人，他说到这儿话却被打住，因为过于激动了，下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泪珠划过两颊跌落在手上。
他说，反映问题的农民见到他们，首先就是长跪不起，其中有的竟是步履蹒跚、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的心受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震撼。试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过久的压抑，一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怎么会不顾屈辱和难堪地双膝触地，给一个可以做自己儿孙的调查人员施此大礼呢？
这不都是常被我们挂在嘴上，说是已经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中国农民吗？他们被压弯的脊梁和被扭曲的灵魂，使联合调查组的每一个人无不在吃惊之余陷入到长久的沉思。
丁作明的死，引起中央的重视无疑是空前的。就在丁作明惨死后的第二十六天，即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接着，同年六月二十日，国务院就在京召开了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会议。这以后，仅仅又只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再次联合发出《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将涉及农民负担有强制、摊派和搭车收费行为的有关项目，被取消、暂缓执行、需要修改或坚决予以纠正的，计一百二十二项之多！
这么短的时间内，针对农民负担问题不仅迅速下达了紧急通知，而且这么快就拿出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并召开了全国性的工作会议，这一切，在人民中国的建国四十四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严厉打击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安徽省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七月二日，在利辛县城公开审理了在“丁作明事件”中负有法律责任的六名罪犯。依法判处王进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赵金喜无期徒刑，纪洪礼有期徒刑十五年，彭志中有期徒刑十二年，祝传济有期徒刑七年。
同时，为严肃党纪、政纪，阜阳地委和行署，在此之前，还分别作出了以下决定：给予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党内警告处分；副县长徐怀棠行政降职处分；纪王场乡党委书记李坤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康子昌留党察看、撒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乡党委副书记任开才撒职处分。并要求全区人民群众更好地监督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责令各县（市）务必进一步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大快人心！ 二00一年早春二月，我们走进了丁作明的家。我们发现，一个六口之家，因为丧失了丁作明这个主要劳力，有如大厦折梁，当地政府虽然为这个不幸的家庭免征了农业税，可是生活却依然过得十分艰难。我们注意到，大门上贴着的，分明不是红纸写就的对联，那对联惨白中透着浅紫，可以看出，他们至今没有从巨大的悲痛中走出来。
丁继营老人因体弱多病，已苍老得无缚鸡之力，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依然老泪纵横。他拿出过去的《判决书》和地区法院开出的收据告诉我们，白纸黑字的《判决书》上判决的附带民事赔偿，至今没有兑现，他们多次找过阜阳地区法院执行庭，并在几尽一贫如洗的窘境中，交纳了对他们不啻于天文数字的执行费，但时隔七年，当时判决的赔偿款，至今杳无音信。
丁作明母亲丁路氏现瘫痪在床，吃喝拉撒睡都在床上，苦不堪言。丁作明爱人祝多芳在一次外出拉化肥时摔断了右臂，基本上不能再干重活。三个孩子被学校照顾可以免缴学杂费用，但十四岁的丁艳和十二岁的丁卫，还是中途辍了学，不得不在家帮助妈妈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过早挑起生活的担子。
离开路营村时，我们去了一趟丁作明的墓地。阴阳相隔的现实，使我们无法和他进行对话，但我们还是默默地祈祷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丁作明以他年轻生命的陨落，震惊了中央，从而使得九亿农民终于有了呵护自己的尚方宝剑。
本来，我们以为他是第一个殉道者，也应该是最后一个。然而，接下去，当我们走近固镇县唐南乡张桥村小张庄时，才知道，丁作明的悲剧并没结束。它不但依然在延续，发生在小张庄的血光之灾，其性质之恶劣，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场面之血腥，以至让人无法相信。它发生在“丁作明事件”后的第五年，并且，是在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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