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6日讯】一．
李晓斌先生终于有机会来出版个人的摄影作品，他三十年的事业，三十万张底片整理出的一小部分，以二百多张照片的结集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我借此机会可以一吐早已骨鲠在喉的想法：这既是李晓斌先生个人莫大的荣誉，也是中国摄影业界的一个不小的耻辱。
我曾经有三四年的时间常常在数万张黑白照片里流连，我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早就有众多的摄影家用镜头忠实地记录过我们社会的历史了。我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每一代人所受的苦难、所经历的青春的欢乐、所理解的幸福一定有人看到了，拍下来了，替上帝记下来了。尽管我们为活着所苦，我们易受诱惑，我们犯下罪错，但无论如何，这世上还有人的眼睛，他看到了，他见证了。文艺的其他媒介，如语言、画布、石头等等，都可以因外界的强制扭曲变形，但“镜头不会撒谎”，只要有心，只要有眼睛，只要诚实，镜头就能够把历史的轨迹变成作品。但是，令人惊讶地是，我们的岁月，我们日常的生活，少有眼睛来看，少有镜头存照。我们无数的瞬间不过是白过了。我们如咳风唾地，转眼即逝。我们仍然是失去怙恃失去慈如上帝灵如命运悲如佛子眷顾的蚁民啊。
这么要求业界是否过于严苛了，在一个管制极权得丧失灵性的人群中间，怎么能要求他们有正常人的品质？但是，对于后极权时代的社会而言，人们不再全都属于原子式的子民，群体已经分层。而对于群体的上层来说，他们不是有艺术的自觉吗？他们不是已经不再属于人民了吗？他们应该也能够反映自己的历史。换一个角度，要求北韩、非洲或我们贵州的人民拿出十年二十年社会变迁的照片当然是不太现实的，但他们那些完全有条件的精英却是可以完成这一工作的；当表现当地的真相和真实由外人拍摄出来后，耻辱不属于当地的人民，而是属于当地的统治精英，属于当地的“艺术家”，属于当地所谓的“知识分子”。
而这正是我们的耻辱和悲哀。我们知道，个人、种族、国家、社会等最重要的生存意志在于认知，自知知他，是自度度他的前提和本质。认知使得人们告别了蒙昧状态而进入了自由自主的可能。人类社会一切落后状态的根源在于无知，人性欲有所改进现实也是从认知入手的。但我们最经常见到的现象，是对落后地区的现状一无所知，要了解而无从着手。只是借助于别人的眼睛，我们才明白一个落后地区的状态，它的饥饿、无知、贫穷是怎样统治着人心。
因为存在着落伍的社会和现象，人性才有着改进的使命、天职和价值，人类社会才会有仁人志士、先知先觉者担当启蒙、教化和见证的角色。对一个民族国家而言，这种更改现状的努力是由其精英们来主导的。由数万万人组成的一个社会，一个共同体，无论它怎样被殖民，怎样封建，它仍有力量养育一个相当富贵闲适的上层。它的优秀分子仍可以突破管制而获享人的世俗权利，问题不在于他们如何享受自己的所得，问题在于，这些民族社会的上层精英分子如何成就自己将整个民族带入现代社会的天命。
日俄德等后发国家的模式举世称道，重要的在于其精英具有明确的意识。他们深知自己的民族跟先进国家的差距，而将缩小差距、增强国力、提高民众的信心、增进国民的福祉当作自己最重要的工作。这些工作是如此充满悲喜剧，几乎是人类现代历史最动人的篇章。
还有一类模式，那些部落酋长的王子、王公大臣的千金，他们来到了现代文明世界，他们学会了现代物质文明的各种奇巧淫技，他们也看到了发达社会的民强国富。他们又回去了。岁月催人老，他们也成为了酋长、王公。这一模式是前现代社会应对现代性挑战最常见的模式之一。
我们民族遵循何种模式，似乎难以一时定论，日俄德模式也曾在我们的历史上上演过，那是我们现代史的伟大开端，康梁孙黄们不用说了，就是陈天华的蹈海，邹容的马前卒，章太炎的装疯卖傻，五四学生们的呼号，都实实在在地有着民族精英们的血和泪。只是这些冲动耗竭至今日近于虚无。我们的精英们不过以虚无的心态听任一个民族的落后和蒙昧成为示众的材料。
二．
李晓斌先生以三十年的时间向我们证明了这样的道理，即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的社会里，个人的生穿择跟社会历史进程有着复杂的关系。在选择摄影作为生活和事业时，李晓斌跟同龄人一样怀着平民主义的眼光观察世界，他从体制外努力欲为体制的活力人性化有所建设。在当时，他们是以反叛、另类的身份和形象冲击着社会体制的。而每一代人的反叛，边缘对中心主流的抗争，多是从政治和艺术的角度开展的。当政治领域里的表达轻易地取得胜利（反抗的对象成为全民的笑话，因此只要有要应和，专制愚昧的形象就会轰然倒下），或者极为艰难时（由于政治高压或政治生态复杂，人们的反抗无从着手或人们无从反抗甚至人们不觉得反抗之有充分必要），艺术就成为了反抗旧有的精神最重要的形式。李晓斌参与创办的“四月影会”就是从摄影的角度再现了人们寻找新的精神的努力。
但李晓斌跟大多数人有所不同。当人们因反抗而进入体制或反抗的体制里时，当人们转而寻求艺术的诸种可能时，李晓斌坚持他的平民眼光，并从艺术对象那里发现了现代中国弥足珍贵的平民精神。人们通常认为，在每一个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史上，最为关键的是上层的主导流变，下层平民的反应多只是跟进服从。因此，平民的感受，平民的喜怒哀乐少有被注意的。李晓斌在当时所拍摄的众多的照片，那些衣衫褴褛的市民，那些为结婚而买到一台收音机而一脸幸福的青年男女，那些赶时髦烫头的人们，等等，就这样在上层精神的流变里被当作了一个笑话。用他们的话说，这也叫摄影？这样的照片我随便就能拍一大把。因此，李晓斌的努力不仅为体制所不容，那些跟体制调情的人也跟他渐行渐远；而且他在那些追求艺术的人们那里也不受欢迎，不受尊重。
检讨中国八十年代的上层精神更替，边缘力量反抗中心主流的勇气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新的精神却因由上层边缘精英的主导而缺乏中国人最为宝贵的贵生品质和民生眼光，这使得当代中国的诸多变革“无根”，无根的历史变迁无助于真正的文明重建。这一特点延续至今。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启蒙热、方法热表现在艺术领域乃是唯新求变是尚，乃是无限地追求事物的“深刻性”，乃是变本加厉地探求事物的“形式感”。人们的精神思维主要着力于此，而对于李晓斌拍摄的引车卖浆者的生活，以及自引车卖浆者的眼光摄取的生活，就很为高深雅致温敦的人们所不屑不为了。
李晓斌是寂寞的，这一命运还得继续下去。到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登上了中国的舞台。精神的流变至此以商业标准要求自己。艺术开始入俗，或说世俗开始以艺术包装自己，“雅得这样俗”。一切肤浅的、无内容的事物均以艺术的名义买卖。这种精神可以容纳肤浅，可以容纳铜臭，可以容纳世俗，可以容纳下层，但就是不能容纳下层的眼光，平民的精神。正是在市场时代，摄影艺术有了空前的发展；但也是在市场时代，社会仍容不下李晓斌和李晓斌一样的摄影家。
好在李晓斌耐得寂寞，他也用自己的眼光打量了这时移世变的沧桑。生活的变迁他都看见了，都记录下来了。一代人、两代人的命运在他那里有着清晰的表现。重要的是，有着数十年代变易不已的社会开始了积淀，反思。这个怀具现代化情结几欲变种求存的民族开始有了历史感。无论文化认同的反省如何，历史感里最简易的内容乃是民生日用的典型表现。老照片也好、胡同旧村落也好，一径呈现，就在读者那里获得了响应；而希望工程所代表的现时的苦难更直接冲击了读者的审美视野。这种民间摄影最有代表性者是李晓斌，他的“两代人”因此被承认，而“上访者”更是被评为中国摄影四幅历史巨作之一。
怀着历史的沧桑回头看，人们惊讶地发现，李晓斌数十年如一日拍摄的作品是反映一个民族变迁的无价财富。人们可以就李晓斌的作品分出许多专题来，权力的变迁、时尚的变迁、市场意识的发育、青少年教育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题目，组成了一个变革的中国，同时又是中国仍需要解答的问题。平民眼光和问题意识乃是李晓斌的作品特质。
谈论李晓斌和他的摄影作品，最为让人感慨的不是他熬过来了，不是他终于得到了承认。在二三流艺术家眼里，生活和历史就是赌博，就是跟风，就是赚多赚少，大赚特赚，李晓斌的成功不过是他赌赢了。仿佛三十年河东河西是我们民族的势利病理，李晓斌的成功不过是侥幸撞了大运。李晓斌的摄影作品远不是撞大运所能说明的，不是今天的中国时尚平民眼光，李晓斌才被接受。因为李晓斌先生的作品表现的是亘古不易的道理，是作为材料也作为目的的生活本身。时代和社会接受他，也是时代和社会稍具正常健康的心态之后对于他服务于生活和历史本身的承认。
谈论李晓斌和他的摄影作品，最让人感慨的是，他在变迁的时代提供了一种生活的示范，提供了一种精神展开的可能。这不仅是一个后发国家最为难得的个人生活，也是一个贫困时代里最为宝贵的个人作为。
三．
在一个弱势的文化、民族、生活单位里，在一个贫瘠的时代，个人有何作为？
对于人类个体和单位社会，一直有一种有关世界的总体性解释。在这种总体性解释里，个人找到了归宿，找到了行为的规则和方向。近二百年来的中国人因此深受着现代性解释的影响。在这种现代观念里，历史有其目的，历史主义引导了一切个体和民族国家大踏步前进，献祭牺牲、生活事业等等的意义都在于顺应了这一历史的方向。对个体而言，最幸福的莫过于生活在这种现代世界里。或者是要朝着它奋斗，以它为目标赶超；或者是要享受它的全部规定，现时地兑现其物的成就。随着现代性的反思，这些进化链条上的精神和形式在今天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赶超型的日俄德模式和保守的前现代方式都属于集体行为，今天的中国人更是丧失了集体的力量。在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史里，中国已经由一个纯粹落伍的国家演变成了一个复杂多样而原子式的社会，中国跌跌撞撞地把世界上各种社区的精神形式客隆到自己的土地上，后现代的、唐人街的、原教旨的、蛮荒的都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观念、进步观念已经受到人们的质疑，历史主义破产了，或者历史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贫困之局。历史主义只是继续用来牧民的遮羞布，是用来标榜统治合法性的一个“说法儿”。虽然我们的明天更美好一类的说辞仍大行其道，但“小康”的概念已经影响并重构人们的生活。人们从自己的传统中和自己的现时依存里寻找到认同的观念和生活方式。
我们理解的中国历史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从极权社会里发展到今天这样有了归宿感和身份认同的威权社会，主流社会的精英人物经历了相当复杂的内心流变。今天的精英者流跟极权社会有一种难解的亲缘关系，他们生于极权社会，却不属于那个社会的主体、中坚，他们天然地反叛、嘲弄那个社会，北岛有诗，“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他们以青春、艺术、真理、人性的名义对存身社会的反叛成就了一个民族的活力。
更重要的，那时人们还有着家国的感觉，有着年龄、阶层、团体等归属的依存活力。因此，集体反叛的冲动既是他们存在的合法性，也是他们历史主义的必然结果，无论是自觉的四五运动，还是随后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还是星星美展，今天和朦胧诗运动，高校选举运动，都是一代人对社会改造的要求。
在这变革中，形式逐渐代替了内容，唯新求变本身成了内容，成了新的合法性，对于精神本身的探索反而停滞不前了，对于生命意志的成就和对于生存格局的认知改进反而终止了。更关键的，边缘的造反，体制外的反抗等格局发生了改变，这些人不可避免地体制化了，他们取代了社会的主流成为了新的主流，他们不再属于反叛的化身，而有了身份、地位、体制资源。整个八十年代就是他们最有反叛精神的一代进行体制化调适的阵痛期，这一调适到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划上了句号。
这个有别于赶超型模式、前现代模式的与体制调适型模式可算是我们的历史。个人有何作为？不过再一次地消失在体制的宏大里。这样说，丝毫没有嘲笑这些精英的智力的意思。我们需要承认的是，他们跟他们曾反抗的主流精英一样绝非平庸之辈，他们都算得上我们社会里的才俊之士。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正是这些人生命意志的薄弱，才使得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混沌未开的状态里。对于二百年来在现代性问题上一度明确而又迷失的中国，我们缺乏认知的觉悟，缺乏改造的力量。
揭示后发社会里的精英作为是相当有意义的。这些掌握着共同体不多的资源的精英们决定了共同体的历史，他们为共同体供奉着，他们也见识了外界的那属于人类的大光明。如孟子所说，他们的作为相当程度上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这些人，只是由于人心共有的疏懒和浮躁，未能对生活之路和生命之道进行认真地寻找，追问；或由于乡愿，后天养育的道德感和理性自信，他们僭妄地判断一切；或由于犬儒，人心固有的软弱与虚荣，被世俗功名诱惑，向同类屈服，而没能迈入真正的道路，生活的真正殿堂。然而这些人确有智慧才情，并极需要成功与不朽来满足他们强烈的价值追求。但他们一开始就走错了道路，尽管他们一开始就明了生活和存在的自由本质，一开始就明了体制对于自由人的管束压制，他们对体制的反叛却变成了跟体制调情进而相互适应，他们不再在大光明里观察事实，而是铁屋子里分辨形象，因此，他们的智慧越是高明，感觉越是敏锐，技术越是精良，就越容易陷入歧途，并固守自己的偏执。
由精英们主导的现代化之路就这样成为一种失败的范本。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史充满了失败的案例，尽管他们有各种好的说辞来达成社会统治的合法性，尤其是借用时间的力量来掩饰他们的拙劣，但现代化的物质成果，现代性的精神认知却是无法掩饰的。因此，无论落后地区的人们如何炫耀他们的技术成就，如何有阔变暴发的感觉，如何已经成为了人上人，他们和他们的共同体仍需要整体的性质来说明。就是说，他们跟他们的政治经济生活是一体的。一个王公归属于他的部族，一个酋长也得由他的族人来说明。无论他怎样成功，需要由共同体来确立意义、光荣和耻辱。“一个民族所可能取得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成就，都受制于其文明状态（知识）的整体性，它的成熟程度，它的运用范围，它的积累规模和分布区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少数领域里能办一两件大事，可以在部分地区把头发染色进入后后现代、新新人类的行列，却无法全方位地推进民族现代化的进程；而欲在现代世界里显示文明特性，却也几近神话奇迹”（笔者为《战略与管理》杂志撰写的编辑手记）。这也就是无论贵州来的青年男女如何炫耀他们的富贵，他们的精神却已经本质地为当地规定了。他们的活力，他们的精神丰富性如勇敢、坚韧来源于他们增进本地的福址的努力。这也是后发国家的民族精英无法掩饰人心和真相的原因。
我们说过，认知的欲望是人类的生存意志，无论人类怎样善于遗忘，其中又有人怎样擅于瞒骗，认知进而有所改进仍是生命存在的最高要义和价值。落后地区的生存状态如何表达，我们怎样才能了解落后地区乃至我们自身的生存状态，就像化鹤千年的丁令威，回到了他生养的地方，心里极想知道当地的人是幸福抑或悲哀，这种认知乃是现代性的难题，也是历史的难题。对人类大部分而言，这种了解往往是无从着手的，因为当地人无法提供足够的材料，即使有了这些材料，也需要有“第三只眼睛”或另外的眼光来取舍。因此，直到今天，我们了解落后地区的真相，多是借助发达社会里的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是他们把这个世界的欢乐和追求呈现给了我们；由于他们的勇敢和冒险，一个落后地区的人民的苦难、一个弱势文明的病弱的灵魂和一个民族长期腐败的历史才成为一个统一的风景；多亏他们的大无畏的揭露，一个孩子求知的眼睛、一个老人茫然空洞的生活和一个青年的青春冲动才有了本质的存在意义。
由于精英们的乡愿和犬儒，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种现象也适用于中国。直到今天，在研究者眼里，在第三只眼睛里，我们无数量的有关当代自身的文字和影像材料不过是垃圾，是自我瞒骗和愚弄欺人的材料，是合群自大的螺丝壳里的道场。
四．
幸运地是，中国太大。无论我们怎样有苦，有罪，有蒙昧的心灵，但我们有眼睛，我们不乏有心人为生活和历史作证，我们从来不乏有心人观看生活和历史。生活的道理和存在的本质因此在地上没有灭绝，将来迟早会传到我们心里，像预期的那样在整个大地上获胜。就像李晓斌先生的经历一样。是的，对于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我们有李晓斌先生和他的摄影。
一个人长期默默地看着他的同类，并用照相机存照下来。一个人经年累月地看着日新月异而少有所动，看着社会变了，时代变了，意义、价值和生活的标准变了，而默默地拍摄下来不知所用，这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需要绝大的毅力。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归功于李晓斌先生的历史感，他很早就具有历史意识了。正是这种在世变面前焕发的空前的历史责任，使李晓斌先生有着跟他人不一样的眼光，有着跟上层精神流变不同的精神视野。
中国文明早就解答过这种问题，个人如何面对巨变的历史，个人如何面对贫困的时代，个人如何应对“天地闭贤人隐”的社会？那就是“壁立千仞”，那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那就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那就是“将以有为也”，那就是太史公所说的“以待来者”。只是中国文明近代以来面对强势文明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时间和人众的规模经历了无数迁变的实验。旧有的文化中最令人感动的生存大道也如“花果飘零”，失去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支撑。在现代性的大旗下，个人的生存确认就只能如康得所说“自我规定”了。只要遵循这种“自我规定”，个人的生活就可免除现代社会的管制和异化宿命，就可以成就自己和历史。
具体到李晓斌先生，他的幸运不仅在于他很早就跟历史相识了，他还是一个极为主观的人。他是一个擅于过内心生活的人。是王国维所说的“主观之诗人”，是李后主那样的深宫之人。因为仅有历史感还不够，古往今来，有历史感的人不在少数，但真能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地生活却寥寥无几；因为生活的压力和诱惑太大，个人很少能不“与时俱进”，随波逐流，与时迁移。一个主观之诗人却可以免受时间的占有。李晓斌先生正是这样的主观之人，这使他少受流行的引导，少受外界的干扰。时代、社会的各类标准，各种名目施加于他身上都无异于空中楼阁，他连驻足观赏的精神也没有。尽管主观的心灵更敏锐于生活和历史的无情，用李晓斌自己的话，有时候确实让人绝望得欲哭无泪，看着真实的历史、美的生活跟人擦肩而过而人们熟视无睹，确实能够让人绝望得疯狂；但李晓斌接受了命运的选择，由他来看，由他来拍摄。“我们讲论我们所确知的，我们见证我们所看见的”。尽管世事纷纭，他有的只是照自己的兴趣，关注那些有着历史本质和问题意识的人和事，他粗头乱服，而能拍摄国色。
因此，李晓斌先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标本，提供了一个落后国家的人民自我摸索、自我规定而新生的旅途画廊。正是有这种精神和人的存在，历史主义和精英眼里毫不顾惜的一段工具性的历史，清新单纯而又腐败无耻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就有了一种繁复的关系，其中的每一个人才真正有了生存的根据和意义。而只有更多的人像李晓斌先生一样为生活和历史作证，一个后发国家才有可能摆脱无知的屈辱命运，一个有着悠久文化的民族才可能新生。因此，谈论李晓斌先生和他的摄影，最有意义的是他这一生存状态本身。做一件事，需要三十年的时间，认知生活和成就自己需要三十年，这是人生的真谛，也是生命的抵押。这不是我们寻常人所能付出的代价，也不是我们担当的使命，我们的大多数还是得在平实的大地上维持生活的常态并世代延续。归根到底，对大多数而言，这需要先知般的勇气，仁人志士般的心智；一个共同体里的优秀人物之有使命，之能有生活典范，也在于此。因此，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在生活和民族的历史里，我们不可对浮在表面的戏子般的社会现象和精英人物过于恋念（对於戏子更是如此），它们往往不是存在的真实，无助于对生活的认知；而对于那些未知的东西，对于那些我们身边默默生活而自治自恰的人，我们不可过于冷傲，对于那些热爱生活却也搅动了我们平安秩序的特立独行之士，我们非但不能漠视，反而要充满敬意，并心存感激，因为他们代替了我们去打量生活，去探示真相和人生的诸种可能，并为此付出了“精神健全”的人难以想像的代价。尽管我们并不懂得他们，他们的德行为你难以望其项背，他们的智慧也为你望尘莫及，不是你可以妄自猜度和动辄加以揶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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