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2日讯】在中华表演艺术基金会谭嘉陵女士的邀请之下，第十届萧邦大赛冠军得主，也是该赛首位亚洲冠军，来自越南的钢琴家邓泰山(Dang Thai Son)再度于二月二十八日于新英格兰音乐院Jordan Hall举行独奏会。得奖近二十四年后，邓泰山仍然以精湛的技巧与瑰丽的音色表现出动人的萧邦，而他努力钻研的德布西(C.Debussy)与法朗克(C.Franck)，更表现出细腻的层次与深刻的情感。笔者有幸于音乐会后访问这位杰出的钢琴巨匠，一探其不为人知的传奇经历。
焦元溥(以下简称“焦”)：请您谈谈您早年在越南的学习？您是怎么在越南学习钢琴与西方古典音乐的呢？
邓泰山(以下简称“邓”)：越南曾是法国殖民地，所以很早就由法国传来西方的古典音乐，我的父母也都会说法文。我的钢琴是由我母亲启蒙。那时还在越战，民生凋弊，生活相当艰苦。但其实也就是因为战争，国家动荡，所以才没人管我们学什么。那是为了躲避战祸，我母亲所在的学校整校迁至深山里面。那时还真是跋山涉水，连钢琴都是用水牛载到山里的！不过幸好还有这一架钢琴，我才能学习。
焦：在深山里学琴？这要怎么学呢？
邓：那真是很不方便。就钢琴而言，当然是很破烂了。但可怕的不只是破烂。那时我们都睡在防空洞里，床旁边就是地洞，一听到炸弹声就得躲进地洞藏起来。钢琴也差不多，都在地下室里。地下室当然很潮湿，那钢琴不只踏瓣快烂了，更成了老鼠窝。每天早上练琴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拿棍子把老鼠从钢琴里赶出来！那时所有学生都只能在那台破钢琴上练习，每个人只能分到二十分钟。为了多练点琴，我那时还在纸板上画上键盘，在纸上练习指法。
焦：那练琴的时候不是也很辛苦，天天得躲飞弹？
邓：所以我那时练就了一付好耳力，能够分辨这飞机是来自美国或是苏联。听到那引擎声音急迫的，就是美军，就得乖乖躲进地道。反之则是苏军，那我就继续练我的琴。
焦：看来您确是天生的音乐家了，从小就有不凡的耳力！您在越南的时候就喜欢萧邦了吗？
邓：是的。那也是一段很妙的机缘。那时在山里面，也没什么乐谱，更没有唱片，音乐都得自己摸索。然而，一九七○年，我的母亲代表越南受邀参观萧邦大赛，顺便在华沙买了很多乐谱和唱片带回越南。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唱片中的音乐，而我的第一张唱片就是阿格丽希(Martha Argerich)演奏的萧邦第一号钢琴协奏曲！这是多么精彩的演奏呀！我听了实在入迷，也就努力练习母亲带回来的萧邦乐谱。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深深喜爱上萧邦的音乐。
焦：谁知道整整十年后，您也成为萧邦大赛的冠军得主！能否谈谈那次比赛？当时苏联钢琴家要参加比赛，必须经过国家甄选。您是越南人，您也必须参加甄选吗？
邓：按理说，我是外国人，所以我不必参加甄选。可是为了想试试自己的实力，我还是参加了甄选。当我被选上以后，我才比较有信心去参加比赛。那时整个莫斯科音乐院就只选了三个人，就是我、薛巴诺娃(Tatiana Shebanova)和波哥雷利奇(Ivo Pogorelich)。
焦：您和波哥雷利奇本来就认识吗？
邓：当然认识。因为我们不只是同学，连宿舍都住在同一层楼！那时波哥雷利奇已经赢了意大利卡萨格兰德大赛(Casagrande Competition)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大赛(Montreal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是学校里的大明星。他很特别，十二岁就进了中央音乐学校。这个属于苏联培育幼儿钢琴家的学校，一般的外国学生几乎是进不了的。但或许因为波哥雷利奇是南斯拉夫人，所以才得以进入。他在塔马金(Timakin)班上，和普雷特涅夫(Mikhail Pletnev)同学，那时交情就很好，也都练就极好的技巧。比较有趣的，也因为波哥雷利奇是南斯拉夫人，所以他能从国外带回许多西欧钢琴家的唱片。那时在苏联，能够买到的唱片几乎都是俄国音乐家的演奏，除此之外顶多就是些东欧音乐家。西方音乐家，除了米凯兰杰利(A.B.Michelangeli)和顾尔德(Gleen Gould)之外，几乎很难见到。但波哥雷利奇每次都带回来许多“希罕”的西方音乐家唱片，而我们同学也都极尽谄媚之能事，希望能听到这些神秘录音，所以他是学生中的大红人。起初他也没注意到我，觉得我不过是个从某某不知名地方来的外国学生。但后来我甄选通过，也要和他一起参加萧邦大赛，他变得热络起来，还主动邀我到他房间一起研究他那些珍奇唱片。我记得那时我们一起听阿格丽希的演奏，他听了还撇撇头说：“我弹可比她好”！
焦：谁知道这个弹的“不如他好”的钢琴家，最后却在萧邦大赛帮了他大忙！谈谈那次比赛吧，您那时一定经历了不少波折。
邓：那真是千辛万苦！首先，我本来根本不被波兰允许参赛！那时比赛并没有甄选，是靠推荐函，而我哪有什么资历！我在参加萧邦大赛之前，不要说和乐团合作协奏曲了，甚至连一场独奏会都没开过！我的推荐函上只有两句话：“在越南河内学钢琴。现为莫斯科音乐院学生”。这算什么经历呢？当时主办单位真的不想让我参赛；后来一方面他们觉得既然能在莫斯科音乐院学钢琴，应该有一定水准。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萧邦大赛还没有越南人来参赛过。所以为了给越南一个机会，我才被允许参赛。
焦：那时苏联有资助你参赛吗？
邓：没有。我那时穷的不得了，自己坐火车从莫斯科到华沙。光是这一趟火车就够折腾人了！下了火车还得自己找到旅馆，累的半死—幸亏旅馆和爱乐厅很近，要不然还真是麻烦。我那时穷到连一件正式的礼服都没有，在前几轮比赛我都穿着一般的衣服上场。最后进了决赛，要弹协奏曲，我才惊觉没有一件礼服怎么和乐团合奏！这不是很失礼吗！只好赶在二十四小时内请人作了件礼服给我，总算在台上有一件正式礼服可穿。所以我那时比赛是初生之犊，第一次参加比赛，根本不知道紧张，惟一的压力反而是担心决赛那件礼服能否赶工完成！
焦：您比赛时弹了什么曲目？我听说您当年的萧邦a小调练习曲(作品二十五之四)可是技惊四座，谓为传奇。
邓：那是因为我是左撇子，所以我才选这首能炫耀左手快速移动的练习曲！我决赛时弹了萧邦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这并不常见，大家都喜欢弹第一号。不过第三届冠军查克(Yakov Zak)当年也弹了第二号。
焦：您为何会选第二号呢？是因为第二号比较有诗意吗？
邓：不！是因为第二号比较短！我那时不是连和乐团合作的经验都没有吗？所以我就想选一首短一点的，少弹少出错！
焦：想想这比赛真是传奇。您成为第一位得到萧邦大赛冠军的亚洲钢琴家，波哥雷利奇则因阿格丽希而成名，而你们的同学薛巴诺娃也得到第二名。看来莫斯科音乐院是大获全胜了！
邓：其实那个时候波兰主审非常希望薛巴诺娃能夺冠，因为那时波兰在极力拉拢俄国的关系。那时评审一派支持波哥雷利奇，一派支持薛巴诺娃，但就没听说有人特别为我说话，但最后却是我得到冠军。不过薛巴诺娃也是非常好的钢琴家。她生了一个天才儿子，现在也是钢琴家，应该会参加下一届萧邦大赛，我们拭目以待吧！
焦：不过您能夺冠应是无庸置疑，因为您除了首奖之外，还囊括马祖卡奖、波兰舞曲奖和协奏曲奖，可谓压倒性的胜利！大赛之后，您和波哥雷利奇还有连络吗？
邓：没有了。这次比赛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我想以他的自尊大概很难忍受这种结果。其实波哥雷利奇对外人虽是戴上冷面具，但对他熟的朋友却是相当亲切。我们毕竟是同学，他后来说的一些话和对我的冷漠，在那时确实伤害了我。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想真的也没什么。日子还是得过；比赛不是人生，只是一时罢了。
焦：您怎么看待波哥雷利奇的演奏？
邓：波哥雷利奇当然是非常好的钢琴家，他的音乐和技巧都非常特别。这都来自于他的老师，也就是其妻子凯泽拉丝(Alice Kezeradze)。波哥雷利奇的音乐很深，弹出来的声音也很深。他的音乐像是“数位化”思考，所有的元素都在他的设计与控制之下，能够在慢速度下维持音乐的凝聚力。我们学曲子总是非常快，一两周练好一部新作品。但波哥雷利奇却是千锤百炼，琢磨各式音色、技巧和句法，一个曲子非练个两三个月不可，而他也确实投入更多时间在练习之上，维持曲目的广泛。这点非常不容易。我是相当欣赏他的演奏的。
焦：凯泽拉丝当时有名吗？
邓：几乎没人知道她！当时是有一些学生私下和她学钢琴，但没听过有人认真和她学。我想你知道她和波哥雷利奇相遇的故事：波哥雷利奇向来被大家捧在掌心上，大家总是说他弹得多好多好。可是在一次宴会上，凯泽拉丝听了他的演奏，却批评他的不是。然而，波哥雷利奇当下却觉得如醍醐灌顶般豁然开朗，立即决定向她拜师学习，后来更结婚了。
焦：在俄国好像很多学生和老师都很亲近。
邓：这确实是俄国的传统，老师真的很照顾学生，把学生当成自家人，很多学生还住到老师家里。
焦：您后来回到俄国去，从一个学生变成大赛得主，生活有没有改变？
邓：我一回去就发生一个故事。我那时在华沙，一个人什么都不懂，带着一堆比赛奖金。那可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美金呀！结果人生地不熟，一时糊涂，差点把奖金给丢了。当时比赛单位好心，建议我可以把钱留在波兰，等到回来演奏时再把钱拿回去。我心想这样也安全些，所以就听了他们的话。结果我带着大包小包东西，兴高采烈地一回到莫斯科，我的老师就告诉我他被官方约谈，说他的学生把钱留在国外，意图逃跑！
焦：天呀！他们怎么会知道！难道KGB也跟你去比赛吗？
邓：就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所以才可怕。我虽然是越南人，但还是在苏联的控制之下。那时苏联对什么都是严密控制。举例而言，我在得奖之后才开始学英文。那时我找的英文老师，也就是波哥雷利奇的英文老师，她所用的教材完全没有日常生活会话，所有的对话都是政治的！连这种语言学习都具有高度政治性，更不难想像当时的政治环境。像我的老师巴许基洛夫(Dimitri Bashkirov)，有一次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如果哪一天你要逃跑，请你先告诉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巴许基洛夫本人确是深受其害；他的很多出名学生跑了不说，连他的女儿，也是嫁给克莱曼(Gidon Kremer)后跑了(后来又“转嫁”巴伦波因(Daniel Baremboim))。所以巴许基洛夫那时都不能出国演奏，因为苏联怕他也跑了。我那时就对他说：“只要我还是你的学生，我就不走”，让老师放心。
焦：您那时真的没有想要走吗？
邓：没有。这有很多因素。我那时妹妹和弟弟都在莫斯科念书。我若逃走，他们势必会在苏联受到折磨，我不能这么做。再来，我也不想走。我一九七七年才到莫斯科，三年后就得了萧邦大赛冠军，但我觉得我还不够，还没准备好迎接密集的演奏事业。我当时考莫斯科音乐院时，所受的训练很有限，手指一看就知道没什么专业学派训练，不像波哥雷利奇他们从小就打下好基础。那时我是因为弹得很有音乐性，所以他们才愿意收我。因此得奖之后，虽然有大赛冠军头衔，但我不能让自己停留在这些有限的曲目里，我想继续学习。我后来在苏联又待了七年多，很认真地琢么我的音乐和技巧。不过，演奏受限却是真的。苏联时代，我那时几乎只能在东欧国家演奏，到西方世界演奏得经过极其繁琐的签证手续，也不见得能通过。苏联瓦解后，我的北越背景又不见容于美国。直到我一九九五年取得加拿大公民之后，才能在美国演奏。
焦：您为了继续学习真的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不过您是太客气了；您当年在萧邦大赛的演奏就已证明您是一位了不起的钢琴家了！能否谈谈您在苏联的学习？您是由卡兹教授(Issac Katz)在越南发掘，然后带往苏联学习，后来又跟随纳坦森(Vladimir Natanson)和巴许基洛夫学习。可否特别谈谈您和后两者的学习？他们的教法一样吗？
邓：完全不同。就学派而言，他们两位算是师出同源。纳坦森是芬伯格(Samuel Feinberg)的学生，而芬伯格是郭登怀瑟(Alexander Goldenweiser)的学生。巴许基洛夫则直接师承郭登怀瑟，也曾是郭登怀瑟的助教。然而，他们两人的风格和教法却完全不同。纳坦森算是当时莫斯科音乐院里属于旧俄国学派的最后代表人物，风格很俄国，非常浪漫热情。巴许基洛夫当然也很热情，但他的音乐更具思考性，涉猎的曲目也更多，包括德布西和拉威尔。更重要的，是巴许基洛夫是真正活跃在舞台上的大钢琴家。很多职业演奏者所遇到的演奏或技术的问题，他才能真正给我解答。我当时准备萧邦大赛时，主要是和纳坦森教授学习，但后来就逐渐向巴许基洛夫学习。
焦：我觉得您当年的萧邦并没有很强的俄国风格，可否请教您那时的萧邦受谁的影响最大？
邓：我觉得是霍洛维兹和鲁宾斯坦。就霍洛维兹的演奏而言，他真正了解钢琴的演奏句法，但又能表现出超越性的成就。钢琴不比弦乐能够做到真正的渐强，每一个音弹出后就已经固定了。但霍洛维兹的演奏却有着极巧妙的控制，能够做到不可思议的句法和渐强效果。我对这点极为佩服，也研究他的音乐思维和演奏方式。鲁宾斯坦对我的影响则是他自然的音乐风格。在准备萧邦大赛时，我受霍洛维兹影响较多，但现在则倾向追求鲁宾斯坦式的表现。
焦：您和巴许基洛夫学了多久？
邓：正式而论，是三年左右。不过我们一直都保持很好的关系，我也很高兴他欣赏我的演奏。巴许基洛夫热爱教学，也懂得教学。很多很好的演奏家不会教，因为他们根本没遇到过技巧问题，面对学生的问题根本无力解决。巴许基洛夫就很能分析问题之所在。不过他上课非常的严格，对学生要求非常高。我记得那时上课有人弹不好，他气的大骂“给我滚出去！”，甚至还把椅子也给摔了出去。我们看了都吓呆了！
焦：学生能接受这么严厉的教学吗？
邓：这又有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骂一个女生弹不好，结果这个女同学说她心脏不好，不能承受这种责骂。巴许基洛夫怕闹出人命，所以就答应她不骂了。结果等那女同学弹完，巴许基洛夫很无奈地说：你要我不骂，可以。可是我一不骂，你看看你弹成什么德性…我看还是该骂！不过，他真是很用心的老师。我去年在莫斯科开独奏会，他也来听了，什么小瑕疵都听得仔仔细细。他总是很关心学生的演奏。
焦：巴许基洛夫这么热情，当年应该去和纽豪斯(Heinrich Neuhaus)学才对。
邓：确实是。他当年虽然在郭登怀瑟班上，但总是跑去听纽豪斯讲课。我觉得他的个性更适合纽豪斯那一派。
焦：纽豪斯和郭登怀瑟处的如何？
邓：并不好。纽豪斯喜欢大堂课，人越多越来劲。常常自顾自的讲，然后下课后再偷偷给他指导的学生说一句：你明天下午来找我。因为他根本忘了他是在给这个学生上课，心神都放在和听众讲课上了。郭登怀瑟很不欣赏纽豪斯这种方式。有一回郭登怀瑟甚至对纽豪斯说：“你即使那天死了，我也不会去参加你的丧礼！”；那知道纽豪斯更厉害，回答说：“可是，我可会参加你的丧礼！”。
焦：真是太精彩了！不过郭登怀瑟一九六一年过世，纽豪斯六四年才走，看来纽豪斯是“胜利”了。您后来和萧邦大赛还有连络吗？
邓：有的。事实上，我会当二○○五年萧邦大赛的评审。这次萧邦大赛在制度上会有大改变。首先，萧邦大赛将取消现行的录影带甄选，改成在比赛前一周进行初选。这个初选一样在华沙举行，但评审都是波兰音乐家。初选最多选六十位钢琴家，再进入正式的比赛，而正式的比赛也就从四轮改成三轮。另外，决赛本来只有六个名额，如今也将放宽成十个名额，让更多的选手能够参加决赛。
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革呢？
邓：我想是上一届比赛争议太大了。我上次去华沙，大家都在谈论安宁(Ning An)，说他演奏是多么杰出，大家对比赛结果也都很有意见。初选和正式比赛分开，好让一些没能力的人淘汰出局，把正式比赛给真正有实力的选手。而决赛增加名额，我想总能比较能避免像安宁这样的好手被恶意挡在决赛门外，导致决赛乏善可陈，让一些缺乏实力的人得奖。一旦真正的好手进了决赛，决赛也就是公开的竞争，好坏大家都看的到，舆论压力也会更大。
焦：您有特别喜欢的作曲家吗？
邓：我喜欢的作曲家随着时间而变。以前当然对萧邦着力最多，但现在我对法国作品，特别是德布西和拉威尔等最为喜爱。
焦：您的德布西是向巴许基洛夫学的吗？
邓：其实我的德布西算是自己学的。不过，我因为住蒙特利尔，所以学习法文，也因此常常去巴黎。我和以前巴黎音乐院的教授桑贡(Pierre Sancon)、蕾凤璞(Yvonne Lefebure)以及马卡洛夫(Nikita Magaloff)等钢琴家都是好朋友。他们都是非常好的音乐家，我也常向他们请益法国音乐的演奏与诠释。
焦：那钢琴家呢？您有没有喜爱的钢琴家？
邓：我欣赏的钢琴家大多都作古了。在现今钢琴家中，我最欣赏的大概有两位，一位是鲁普(Radu Lupu)，另一位是苏可洛夫(Grigory Sokolov)。这两位都有很深刻的音乐，苏可洛夫更是整个人都在音乐里面，演奏具有吉利尔斯(Emil Gilels)和李希特(Sviatoslav Richter)的力道和气魄。他以前在圣彼得堡音乐院教了好一阵子，后来辞职了。原因是：“我听到一个错误，那是个错误。可是我当教授，听了同样的错误成百上千遍之后，我就开始习惯那个错误了！这怎么行！”。
焦：您常回越南演奏吗？
邓：每年都回去！法国人在越南盖了一座非常典雅的音乐厅，大概是欧洲人在亚洲所建最好的。现在越南的音乐水准也大有提升，我也愿意多回去演奏。能看到自己的祖国不断进步，是我最欣慰的事。
焦：希望您也有机会再到台湾演奏！我对您十年前的萧邦第一号钢琴协奏曲还是印象深刻！
邓：我很乐意！很少有音乐厅像台北国家音乐厅一样有那么多钢琴可选，那确实是很美好的演奏经验！
(焦元溥。台湾乐评家，作品见于联合报、自由时报、香港明报月刊、亚洲周刊、人民音乐杂志(北京) 古典音乐杂志(台湾)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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