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4日讯】连月来，由中央到香港差不多天天有人就香港政制改革放话，级别越来越高，观点越来越无限上纲，像杀气腾腾地向香港人搧上几巴掌。在云云的所谓爱国文章中，竟赫然发现我的前地下党直接领导人： “欧阳成潮”（广东社团总会秘书长）也粉墨登场，在成报发表爱国八古文章，把那些六十年代指导我们这些地下党员的爱国老调，重又由坟墓里发掘出来。这令我相信，这是一场从中央到香港地下党总动员的，由中央主导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付香港人民主诉求的大批判运动。中共历来推动一个运动，必先在全党内部下达指示，统一指导思想，统一口径。这份传达经全国党组（包括香港地下党）讨论，学习，消化，吃透了中央的精神，揣摩了上头意图后，各党支部才决定如何落实，包括如何向各统战对像贯彻。民建联的领导人因在地下党组内已经吃透中央的意旨，常有代传圣旨之举，以示其与中共的亲密关系。所有被传达过的党内外诸人等，便因应各自对中央精神的理解以及自身的地位，景况和需要，作公开或内部表态。有些由党步署公开表态，有些则自动出台表忠。一群跳梁小丑遂如获圣旨般杀向民主派，极尽威迫恐吓，人身攻击的能事，丑态百出，像是生死存亡的大决斗一样。香港人是第一次领教了。
说到香港政改争论，我认为还应重由基本法规定的 “一国两制”谈起。一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没有争议的。一个国家包括土地，文化，人民和政府等。一国属下有两制：一是在全国实行的一党专制 （即河水），一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资本主义政制（即井水）。两种政制从属于一国政府之下，不是一制去领导另外一制，本应相安无事，互不改变，各自发展。问题是这一国的政府由实行一党专制的共产党执政，而又党政不分，把中共中央及中央政府混为一谈。中共中央一党挟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党与国合而为一，党即国，国即党，专制等同一国，把自已的政党自命为 “国家”。党挟持了国的政府却要求实行资本主义一制的人民去拥护。这是非常吊诡的理论，是绝招也是骗局。这样强加于发展资本主义的香港人，将把香港人推向与中央对抗的局面。
再说发展资本主义的另一制。什么是资本主义？维护自由就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资本主义自阿当史密夫于1776年发表 “富国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后，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今天的一套完整的，包括立法，执法，普选，制衡等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这种制度源出的一套自由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理念。发展资本主义并不只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当初迫于世界民主大潮压力和香港已长久发展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而设计出一国两制的香港回归方案，确定香港要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恐怕根本还未有研究过资本主义是什么。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人要发展的是整整一套的资本主义，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任何反对这样的资本主义发展就是颠覆基本法，中共是否又要再一次反悔自已的承诺？京官，土共才真正需要开个基本法学习班，学习学习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民主。
问题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发展资本主义的香港特区政府是从属于实行一党专政的共产党所挟持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资本主义与专制主义是誓不两立的死敌，却要共存于一国之下。资本主义的一套民主自由理念当然要反对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当然要镇压资本主义发展。从理念来说，这是水火不容的，学共产党人的话：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如何解决？如果承认基本法，一国两制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话，只有一个方法：河水不犯井水，也就是各自作出妥协。这不是批倒一个司徒华，一个李柱铭便可解决的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要发展民主政制， “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一句中共党人最常说的老话。
爱国并不等同爱党，金庸很早已在明报社论： “爱国爱国，爱的是国”中阐述过。余杰曾引述文章说：所谓爱国主义其实不是一种学说或主张，它天然地存在于每个公民的血液中。没有人不爱自已的国家，爱国本来是生活化的日常行为，只是每个人爱的方式和角度有差异。 “世上决没有无原无故的爱，也没有无原无故的恨”，爱国要发自内心，不能靠逼迫得以实现。专制主义者总是可恶地利用民众对自已祖国和民族的本能的爱，欺瞒哄骗人们去爱他的政府。以前动辄把人打成反革命，现在又横蛮地把人打成 “非爱国者”。余杰提出： “人权高于爱国”的原则，即爱国固然是正当，但为自由之故 “恨国”也不应被制止。根据基本法发展资本主义付预的权利，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可以爱国土爱人民爱文化，可以承认香港从属一党专政的政府，却可不一定爱一党专政的政府。由爱国论的讨论到治港者必须爱国，普选不一定能选出爱国者，因而不能普选，再到所谓 “非爱国者”不能参选，这一系列理论的提出，共产党人及香港亲共派霸占了 “爱国”之名，就好像控制了道义上的制高点，不容任何异议。其实这是一个阴谋推翻基本法的舆论准备。把这种 “党”加 “国”的爱国论强加于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是对爱国主义的扭曲。资本主义制度管治班子的最高标准是：理念，诚信，廉洁和领导才能，并不是什么爱国论。
要履行基本法，要发展资本主义制度，香港人必须宣传民主理念，追求权为民所授，即还政于民，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口号。香港回归并没有还政于民，而是还政于党，中共利用香港地下党偷龙转凤地接收了香港政府。香港发展资本主义民主政制就必须提出结朿一党专政的理论。结朿一党专政，还政于民是赞成一种民主政制，是要国家与党分开，是民主运动的奋斗方向。与推翻共产党，反对共产党的指责不可双提并论，更与爱不爱国无关。
中英两国政府几经艰巨谈判而订定了基本法，在签定的时刻就是授权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刻。回归后香港只有执行基本法的本分，没有被任何领导者再授权的必要。对于完善香港资本主义政制的改革，最终实现普选的目标，是对基本法的执行，是香港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香港人的追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香港人希望不要刺激中共中央，切实消除中央的疑虑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他们崇拜权力，相信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这是他们的本质。中央要的是一个绝对由它控制的特首和特区政府。所谓爱国者的要求，说白了就是要一个忠心的党员或如党员搬忠心的人，他们才会放心。这恰如慈禧太后在 “走向共和”剧集中对庆亲王说的 一样： “用人取忠心及才干，本应两求全，但如不能两全的话，则宁取其忠心。” 是封建帝皇意识。也许就如曾荫权，唐英年等，港人普遍能接受作为特首的人选，中共也未必能接受，除非他们入党。这是因为要有组织关系，组织纪律去控制。直至目前为止，一个没有党委书记的单位，中共是不知道如何去领导的。香港地下党就不知道如何领道没有党员的香港政府。它会觉得这就是失去权柄。眼看着九月快要立法会选举，由于亲共派的不济，可能就要面临这种失控的局面。中共震惊得狗急跳墙的情况可想而知。对普选，它还可以信任吗？它的反扑步署是必然的了。
香港人是否会被吓怕了呢？我不敢妄下判语。但李柱铭的政治家风度令人佩服。为实现民主理想，不畏高压，不计算个人选票和利益，不投机，就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政客。中共正在考验香港人追求民主的决心，香港人能做的就是表达自已的决心，据理力争。在专制社会中，党中央说了算，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是人民说了算。历史总是：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专制政权从来只有在人民坚定不移地去争取的时候，才会作出妥协的。
胡温在近期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都是比较原则性的，相信是为了留下余地，等待立法会选举的结果。 一个直属国家副主席曾庆红领导的 “港澳研究所”宣布成立了。这是一个钦差大臣式的机构。采用如此学术性名称，挂靠于一个研究单位，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防备被质疑干预香港。中共中央自七一大游行开始变阵，不再高高安坐北京，而是走马香港，进行直接领导。这不是架空中联办或其他研究机构，而是直接插手，加强使用，近距离强化设在中联办内的香港地下党的领导，亲自全力为立法局选举布局。让人感到磨刀霍霍之声从北方由远而近，好不吓人。
中央领导人必须明白，其实民主派是否将于九月真能取得立法会过半数席位，目前还是未知之数，就算民主派取得过半数，也不会是天崩地陷的大事，因为民主派也必须从全港各届人士的利益出发，为发展一个安定繁荣的社会而服务。他们也要接受受市民的监督。至于政制改革，经过双方过招后，实际余下的只有一项 “循序渐进”可作讨论的。希望中共领导人与香港追求民主的市民共同作出妥协，订定一个双方均可接受的政改方案。比如我前曾建议的特区党委书记站出来，承担类似 “英女皇”般的职位，以示主权的确立。这才是以大局为重的态度。
环视世界各国人民追求民主的历史，从来都是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香港的民主运动自 “六四”启蒙以来，经十五年的积累，至去年 “七一”大游行，可说是刚刚起步。前面的路必是荆棘满途，任重而道远。遥寄香港人 ：请珍重，再珍重！
2004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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