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3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报导) 中国首都北京的丰台区有个上访村。上访村里住着中国的上访族。上访族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每个人都有令人触目惊心的悲惨经历。他们成年累月地在这里申诉哭嚎，希望北京城里的达官显贵能够为他们昭雪伸冤，主持公道。可是他们能够如愿以偿吗？这些上访人员又有哪些诉求呢？
*农民上访主要反映三农问题*
近年来，中国的上访活动一直呈上升趋势。据中国官方的统计资料，自1993年全国群众来信来访总量开始回升以来，已经持续上升了十年。
进京上访的人中大多数都是中国农民。虽然他们反映的问题各不相同，但也有一些共同点。这些人主要是反映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
辽宁沈阳苏家屯区红菱堡镇张家堡村村委会主任岳永进从2002年1月开始在当地上访，同年5月开始进京上访。
岳永进说：“主要反映三个问题。土地被不合理侵占了。占地补偿不到位，就是侵占农民利益。原来的村干部非法转卖土地。农民负担太重。审账、查账这些腐败问题。”
山西常治市郊区马厂镇安昌村农民候环苗所在的村子卖了土地。她丈夫王玉庆签名要求村委会召开村民会，公布卖地款项的细节，结果被当地派出所抓走，后来候环苗在厕所中找到丈夫王玉庆的尸体。报案三十多个小时后公安局才来人破案，最后做出的结论是自溺身亡。对于这样的解释候环苗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候环苗说：“怎么可以自溺死亡呢！你们谁能舍得呀？三十来岁的人，才三十七嘛。我们不服，我们就上告。”
*三农问题根源在中央*
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本周承认，目前初步查出拖欠农民征地补偿安置费九十八点八亿元，已清还五十九点九亿元。《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农村的土地被侵占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中央的政策问题。因为中国的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
程晓农说：“中央政府是在法律上把农民的土地的归属权留了一手，叫做农民集体所有。而‘农民集体’是很抽象的，没有法人代表。讲不清具体是什么人。最后就开了一个门，把任意支配农民土地的机会第一是留给了政府，第二是留给了基层干部。这样才很容易发生基层干部侵占农民土地还有各级政府侵占农民土地而不受任何法律追究。原因是政府的法律本身就是保护侵占土地的，而不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有冤无处伸 农民告“御状”*
河北省武邑县审坡镇苗村农民孙增气从1999年开始就为农民负担过重以及村干部贪污问题上访。虽然中国官方媒体宣称，中国农村的税费改革已经使“三提五统”成为历史性词汇。所谓“三提五统”是指国家规定农民向村里上交的各种费用，后来由于费改税的实行而取消。但孙增气仍然就“三提五统”使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继续进行上访。
孙增气说：“农民在当时来讲，一年收入的这些东西刨去拿了‘三提五统’，自己没有什么东西。 生活难以保证。别说孩子上学，就是有病有灾， 也治不了。”
黑龙江农垦总局北安管区迅克农场二十六队农民刘杰对记者说，她当初响应中央号召，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道路，搞第三产业，但甲方看她的生意好了之后单方撕毁合同，动用公检法抢占土地。她作为乙方反而成了被告。
刘杰说：“迅克农场法庭和公安局属于我们农恳系统私设的公堂，是归农场开支，就是农场雇用的。他们强行抢走了我的财产，也没有点斤过秤，我也没有得到一分钱。”
辽宁沈阳新城区道义区道义二村农民陈万义说，他们的村干部在卖地问题上是暗箱操作，违反土地管理法和承包法。本来卖地应该是由村委会出面，但他们的村支部书记却越俎代庖。
陈万义说：“他私自签字，和辽宁大学达成征用土地的协议。我们是好地。但他却以每亩两万七千五的最低价，就是不可以耕种的土地价格，把我们的土地卖给辽宁大学。”
另外，陈万义说，在征用土地过程当中，当地政府采取暴力行动，动用防暴警察用警棍打伤手无寸铁的村民，并且拘留多人。
*民选村委会不代表民意*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对记者说，过去十多年，中国农村实行村委会选举的时候，当时有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化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根据这些上访农民的遭遇，可以看出村委会选举仍然是在基层党组织和政府操纵之下进行的，并不代表农民的意愿。
程晓农说：“现在从村委会可以剥夺农民土地这一点、代表政府向农民强制摊派这些特点来看，村委会其实是用民主选举的形式加强了党对农村的更进一步的严密控制，对农民构成了进一步的侵害。”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