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7日讯】辛明先生在第142期《议报》他的《热烈欢迎第六次天安门事件的到来》这篇文章中写道：“在这里（指天安门——杜义龙注），先后发生过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次重大事件。它们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前两次发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三次发生在国民党统治下，后两次发生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发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都迅速蔓延到全国，都起到了唤醒民众巨大的历史作用。”
这五次事件的结局如何，自然不需要多说，其悲惨历史我想肯定不会有人再愿意去重复经历一次。我也不想否定辛明先生“第六次天安门事件爆发之日，很可能就是中共政权垮台之时”的美好愿望。只是我想，这些主要以学生为主的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有缺陷的斗争方式，其与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究竟有多少联系，我们很难进行界定，也无法去推测已经发生过的历史，更何况由学生去承担如此艰巨的社会变革的重任，一则他们无此铁肩，即使有，是否会成为塔利班，也令人十分担忧；二则以学生运动或这种想通过一场运动就改变国家制度的想法，是否是我们所真正需要的变革，或是仅仅属于美好纯真的愿望，实在令人难以决断。
我不愿意“第六次天安门事件”爆发还出于这样的事实：类似的事件都是发生在极端专制的政府统治和政治动荡、变革时期，而其结果均以残酷的镇压告终，并以大批的死伤和统治者变本加厉的报复、加强专制统治手段为代价，这些事件在具有一定的唤醒民众的作用的同时，也对民众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实际上这些事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利于中国民主的进程，同样很难进行总结，因为历史不允许假设，可是我们如果假设没有“六·四”这次事件，中国目前的民主进程会是什么样子呢？就一定会更加糟糕吗？延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应该很有趣的。
我还认为，一次学生运动不能够深层次解决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复杂问题，通过强烈的集中的运动这种方式实现民主制度的建立，基本不可能。它或许能够推翻一个制度，然而这种推翻旧秩序的行动往往建立在整个社会无准备的基础之上，随之而来的可能是长期的动乱和各种势力的争权夺利。而原有的旧势力因为其盘根错节的力量并未彻底崩溃，往往会改头换面来争夺人民民主运动的果实，而新生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又往往不堪一击。民国初年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能是明证。
当然，更主要的是，民主的成功是民主的力量逐渐壮大后的水到渠成，而不是一夜之间乌托邦的建立。当民主在一个社会中还没有形成力量之时，运动注定只有两种结束的方式：壮烈一点的是被残酷镇压，温柔一点的是被彻底利用。
我更不愿意看到手无寸铁的学生或是其他民众的宝贵而神圣的鲜血再一次地浪费在坦克的履带之下和枪林弹雨之中，所以，辛明先生热情而充满“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第六次天安门事件”，我还是希望能够被及早劝止。
（2004/4/26）
－－源自《议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