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3日讯】1989年学潮爆发时，我刚满20岁。20岁，在大人眼里我仍然还是一个孩子，但是已是大三学生的我，显然认为自己早已长大成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道：“20岁，是一个可以做父亲的年龄，但是我仍然还是一个离开父亲就难以自立的孩子。”那种渴望自立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跃然纸上。如果不是1989年的学生运动，我可能在幼稚和成熟之间挣扎几年，然后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慢慢学会长大成人。1989年的学生运动，不仅剪断了我和父亲之间连接的脐带，让心理上仍然没有断乳的我独自面临10年的牢狱生活，还让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和热恋的女友。
我不是一个热衷政治生活的人，但是由于祖父惨死在共产党手里（我的爷爷张正庸将军是抗日名将，国共内战失败后被共产党杀害），因此，我自幼就对共产党充满仇恨。只要是反共的事情我都热情高涨。
不过，当1989年4月22日，以胡耀邦追悼会为导火索点燃的那场伟大的民主运动爆发时，我却成了可耻的旁观者。那时候我正与一个美丽的女孩热恋，一切的一切都集中在女友身上，对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关心。4月22日那天，为悼念胡耀邦，学校决定停课半天。虽然我也赞赏胡耀邦当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并同情他后来的遭遇，但他作为共产党的前头目，我对他的感情仅此而已，还不至于去参加他的追悼会。趁着不上课，我约女友到向往已久的渭滨公园去玩。
回到学校后，我听说新城广场（陕西省政府大楼前的广场）发生了学生抗议活动，警察抓了很多人，还有不少学生受伤。后来又听说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规模更大，有几十万学生参加，还有3名学生在大会堂前跪地请愿，但是政府总理李鹏竟置之不理。我敏感地意识到1989年4月22日将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或者这一天以后发生的一切可能会改变中国的历史。
当天晚上我一夜未睡。我不知道是否该参加即将爆发的运动。参加，我可能会失去漂亮的女友（我并无未卜先知之能，能预知运动将遭到共产党镇压，而且自己还会陷身囹圄10年之久。只是我的女友出生在一个共干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盲目的共党党徒，如果我露出反共的狐狸尾巴，他会禁止女儿与我交往）。但是当一场伟大的事件发生时，我竟然置身事外，我会遗憾终生的。参加还是不参加，虽然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必须作一个决断。第2天早晨，我作了一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决定：到新城广场去！加入到抗议队伍里！
4月23日，西安的学生运动还处于自发抗议阶段。新城广场的人并不多。我转了一圈，感觉意义不大，正准备回学校时，碰到一个自称是新华社驻陕西分社记者的年轻人。他说4月22日那天，他拍摄了许多警察施暴的照片。他让我组织学生拿着照片到新华社驻陕西分社、西安晚报社、陕西日报社等报社去抗议他们对“4.22”事件的歪曲报导。
4月25日，经过一天的筹备，我和历史系的陈辉（陈辉时任西北大学学生会秘书长，运动初期的主要领导人，1992年因车祸身亡）组织了一支300多人的游行队伍。大家骑着自行车先到西工大、西安交大等高校串联。先后又有4、500名学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然后浩浩荡荡开到新华社驻陕西分社、西安晚报社、陕西日报社等报社去抗议他们对“4.22”事件的歪曲报导。
在西安晚报、陕西日报两家报社，由于接待人言辞恳切，我们递交了抗议书后平静地离开了。但是在新华社驻陕西分社，由于负责人避而不见，出面接待的人又对我们横加指责，说我们目无法纪，擅自冲击国家重要机关，后果严重云云。他的话激怒了学生，个别学生动手砸了办公室的门窗。这件事后来被称为“4.25”事件，被陕西当局大批特批，被说成是西安学生运动的转折点。
“4.25”事件后，陈辉和我成了西北大学学生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一些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主动找到我们，建议我们成立一个领导机构，将自发的抗议活动变成有组织、有目的的抗议活动。经过紧张的筹备后，4月27日“西北大学学运领导小组”成立。陈辉和我分别被推举为正、副主任。“学运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原学生会干部，原学生会的体育部长连党敏被推举为对外联络部长。党敏的活动能力极强，他很快就从我们中间突颖而出。“西安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后，他当选为常委，成为西安市著名的学生领袖。
“学运领导小组”成立后，有两件事值得书写。一是募捐，为运动的深入开展筹集了必要的经费。二是每天晚上7点组织的民主大辩论，鼓动了更多的学生参加到运动中去。
5月17日，陈辉带领一部分学生到北京，与先期进京的西大学生汇合，组成“西北大学声援团”，在天安门广场坚持斗争到“6.4”屠城。我则留在西安，负责新城广场“西大绝食团”的工作。
5月19日，北京宣布戒严，传言部队将镇压学生运动。次日早晨，我带领西大学生悲壮地撤离新城广场。近1个月日夜不停地奔走在运动第1线，回到学校后，我的身体垮了，不得不住进了医院。我在医院躺了3天。等我出院后，连党敏已成了西大学生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从此我淡出学运领导层。
6月3日深夜，北京传来屠城消息。我悲愤填膺，再次站出来呼吁大家到工厂去、到部队去，号召工人罢工、号召部队起义。6月4日，我与连党敏一起组织了数万人参加的抬棺大游行。6月9日，西安开始逮捕学生，连党敏逃到外地。我再次站出来呼吁学生转入地下，与共产党斗争到底。6月12日，我与几名志同道合的朋友许剑雄、和华、张红旗等成立了“中国民主青年联盟”（后改名为“中国民主救国会”），准备开展长期斗争。
1990年元旦，我们散发的传单被当局查获，我与许、和、张等先后被捕。受到牵连的有西工大、西安交大等5所高校的30多名学生。后来，我与许剑雄双双被判处10年重刑，其他人分别被判处5年～1年6个月不等的徒刑。这件事被西安高校学生称为继“6.4”后的“二次革命”。当局则把它视为一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必欲严惩。
“6.4”镇压已过去15年。15年前洒在天安门广场的鲜血早已干涸，不少人也开始有意淡忘曾经有过的悲痛经历。我写下这段文字，是想提醒我的同龄人：逝者冤魂未散，共党暴政未灭，15年了，我们是不是也该做点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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