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4日讯】历史已翻开了新的千年,西方国家日新月异,人民过着舒适、健康的生活。可在同一片蓝天下，勤苦、善良的中国人民，如同他们的先辈一样日出而作，流血流汗，生活依然窘迫；许多人甚至在贫困线上挣扎。中国民众流血流汗少吗？不是。中国民众受的苦难，是世界上少见的。中国的资源贫瘠，人口众多吗？也不是。自古以来，勤劳的中国人民，在富饶肥沃的国土上每年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广大民众却没有摆脱贫困和饥饿。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存在让人愤怒的黑洞和不公。一则，各部门巧立名目无度抢夺民众财富，把民众推向贫困的深渊；另则，不知廉耻的部门消费和职务消费，把良心和正义投入苦海。罪恶，野蛮，特权，不要脸至高无上。在西方国家里，产生一个富翁一般都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积累；而我们的许许多多领导干部获取了几辈人都花不完的财富。社会财富分配上的黑洞和不公，是阻挡全国各族人民摆脱贫穷的拦路虎。
人类的幸福是由收入的多寡决定的。财富分配的目的和用劳动来生产财富的目的一样，就是借此尽可能地给那个生产财富的社会以最大量幸福。政府的职责是如何最低限度收取费用，使民众的财富能够最大化。而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根本不可能实现民众的富裕和幸福。从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体制上看：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采取的方式是统收统支的国家分配方式，国家凭借政治权力，以资产所有者或社会管理者利用税、费形式将社会创造的财富集中起来统一进行分配。一方面，统治者对财富贪婪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开支，国家必然会不断增加税赋，加重民众的负担。国税、地税的改革，国家的目的是要保证越来越多的国税任务的完成。中央管着官帽子，完不成国税任务的官就走人，地方官员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至于国税完成了，地方有没有残羹剩粥就不管了。国家把该拿走的拿了，默认或允许地方千方百计开辟财源。地方巧立名目，增加税种，或重复加重税赋，乱收费、乱摊派。据统计，近些年来全国的收费项目最少在1000项以上，有的地方高达5000多项。另一方面，只有财富集中起来使用，才可以更有力量维护专制统治。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权威，不仅来源于刺刀，而且也来源于对社会绝大部分财富的占有。全国的财富总量占有越多，皇帝的权威越大，江山越稳固。不但如此，贫困可以消磨民众的意志，使他们失去高贵的反抗精神，死心踏地依附专制政权。由此可见，“公有制”是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和命根子。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国家必然会尽力收刮每年创造的财富，并且采取各种形式收走民众的积蓄，从而充实和壮大“公有制”。
从财富分配构成与形成看，我国社会财富分配直接地体现维护专制统治的要求，进而成为实现统治者意志和政策取向最重要物质条件。财富分配有以下特征：
一、 位间利益分配体现等级和特权
单位是中国社会的“细胞”。在财富分配上，单位对国家的依赖性很强。不同地方，不同单位从财政获取的利益差别很大。利益获得多的单位往往不是因为贡献大，而是根据单位与国家政权关系紧密程度。中央国家单位分配的多，基层单位分配的少。中央国家单位掌握了大量的所谓事业经费，这也可以转为谋取小集体和个人利益的诱饵，甚至挪用或私分事业经费用于职工住房、交通工具或旅游支出。另外，中央国家单位占有国家固定资产比基层单位多得多，仅房屋租赁也是不小的收入。有的机关单位钱用不完，为了用完钱不惜乱开会，乱拨款。因为不用完，来年财政就可能少拨款，用完明年又会有的。而在基层单位，许许多多的乡政府完成了包括农业税、教育费等的上交任务后，却没有任何办公费，甚至于公务员工资得不到保障。有些公务员还要拿出一至二月的工资去购买分摊的报刊杂志，所有经费缺口只有靠所谓的“用尽用够政策”。乡干部和村官在罪恶与良知的边缘刮取钱财，设陷阱坑害富人，压榨百姓就不足为奇。乡干部和村官抢夺民脂民膏的现象，其罪魁祸首是专制体制。皇帝和皇亲国戚根本不会到乡里去催粮收款，而且常常以赈灾扶贫或惩治贪官的善人面目出现，这是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农民起义多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重要原因。
依据财政支出的使用部门，大致包括如下资金：
（一）行政管理所需资金。行政支出资金巨大，我国的机构设置，资金分配不是完全由人大讨论决定的，而是从有利于专制统治设置的。行政管理无法精简机构和人员。人浮于事，冗官多多。行政支出增长迅猛。行政机构每年的浪费也是惊人的，是吃钱的“老虎机”。名目繁多的人头费、车辆费、招待费、通讯费、会议费、差旅费等等，大把大把吞噬着金钱，仅每年的人代会、政协会，以及各部委的工作会议，领导干部飞来飞去，吃住行，就得花去不少经费，而会议的质量和效率是如此的差劲，国人是有目共睹的。
（二）执政党和党派活动所需资金。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的各级组织所需经费都由财政负担。由于自上而下都有组织，尤其是共产党各级组织机构庞大而臃肿，甚至超过同级政府机关，其每年在财政支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党委领导一切的体制下，“党委要钱一句话”，要用多少，财政就划拨多少。各级党组织不仅在当地财政中开支和浪费许多财力，而且还自办报刊杂志，以会养会，从中滋生了许多腐败，养肥了许多党的干部。相反，民主党派活动资金也是靠财政划拨，由统战部代为支出。由于民主党派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根本没有自主权和政治民主，在经济上只能依附执政党，经费仅仅只够度日所需，成为执政党愚弄民众的政治花瓶。
（三）国防建设资金。国防支出历来是中央预算的专项支出。中国历朝历代对军队都是实行高薪养军，对军队的福利待遇给予特别丰厚的关照。现在中国军队概莫例外。尽管国防支出逐年增加，而基层连队，士兵的待遇并没有多大改善，军官层层克扣粮饷的现象普遍存在。另外，军队经商，租赁营房。军队干部的贪污腐化不亚于地方官员。沉醉曾说过，军队经商，离政权垮台的日子就不远了。他说得不对，适当的腐败，有利于专制统治的稳定。国家每年给予军队很多的资金，执政者并不是希望军队强大起来，军队的强大就有可能引起诸侯纷争，甚至于篡权。统治者只是希望军队骄奢淫逸，外强中干，耀武扬威。军队只是纸老虎，能够吓唬中国老百姓就足够了。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窦在《中国札记》一书中描述，明朝的军队是他在世界上看到过的队伍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但他发现，这支军队完全只是防御性的。因此，中国军队在对外作战，从匈奴到近代八国联军，都是一战就败。
二、政府投资耗费无度浪费极大
我国公有制占有比重大，国家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不顾国力的承受能力，大量向国内外举债，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不断壮大和填补国有资产总量。由于政府投资决策失误，项目论证不充分，资金使用缺乏有效管理和监督，致使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到重复建设以及无效益的建设项目中去。国有企业亏损面越来越大，今年上半年，每10家企业竟有□4家是亏损，有些省份的企业亏损面甚至达到三分之二。长江沿岸万吨位级以上的码头有100多个，珠江三角洲并不太大的区域已建成5个国际机场，像这种盲目重复建设的现象决非少数。另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财政投入的状况大概是有效益、零效益和血本无归者各三分之一。每年几百亿元呆坏帐的核销，相当部分就是政府无效投资交的“学费”。
由于国家机关掌握了大量的专项资金，这些资金的调用依据计划和行政审批，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使得这些专项资金成为省市区争项目而产生腐败的祸根。某地新近申请到一个几千万元的建设项目，根本没有什么生产环境条件，完全从头开始建厂房车间，而该项目最有实力完成的其他几十家国家级生产厂家设备却任其闲置。各地为在国家计委及部委争得项目，不惜行贿。许多公务员家中的保姆和汽车，都是下面的人送的。
发行巨额国债维持政府支出和赤字财政，要靠未来经济发展增加的收入来支付。由于这些钱是下几届政府的债务，朱镕基把下几届政府的钱都用了。上行下效，许多乡政府也搞赤字财政，造成一些政府一百年都背上还不清的债。
本来政府不该参与经济活动，政府天生不是搞经济的。即使是所谓的基本建设也是有害的。基本建设是一种长期消耗物质资料，短期内不提供社会产品的生产过程。不顾国力的可能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往往引起基本建设与国家现有的生产能力充分利用之间的矛盾，造成国民收入中积累率过渡上升，使整个社会经济处于通货紧缩，抑制民众购买力，企业产品积压，牺牲整个经济按经济规律发展为代价。有人认为提高了就业人数，确不知这是无序的经济活动。表面上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相应有等量的人失业，并且这样的畸形投资对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患。如果政府不从民间征收这么多的建设资金，这些资金在民间同样能够创造相同效果的就业机会。国家大规模的投资，百害而无一益。我国政府始终坚持扮演经济活动的主角，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导致经济效益低下，浪费和腐败惊人。经济建设的结果是失误多，政绩工程、腐败工程多。
三、个人收入倾向特权和关系
中国社会中的个人收入水平，福利多寡，不是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和劳绩，而是取决于单位。单位在中国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单位有级别和地位，而且等级森严。中国社会的人就存在等级森严。宰相门前七品官。国家部委机关与县政府的公务员工作质和量并没有多大区别，但二者的收入水平差别悬殊。上级单位可以任意支配事业资金的分配获取私利，甚至挪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公开收受管辖单位财物。在这样的社会里，关系和运气在人生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没有关系是很难变换单位和位置的。在国家的单位内，养着大量的闲人，他们大多数人是靠关系进去的，有的先被安排打字，后又转干，收入每月上千元，有的还分有住房。而在各城市的人才交流中心许多精英连工作都找不到。人治的社会严禁个人奋斗，枪打出头鸟，鼓励和支持人身依附，只有依附于所在的组织和单位，依靠现有的领导才会获得较多的利益。在一些权力部门，公检法等执法单位不仅财政包干支出，而且还可能从执法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在这样的制度和行为规范环境里，阿谀奉诚、吹牛拍马，信口雌黄，甚而出卖色相和肉体就司空见惯了。
（一）职务消费没有约束。监督约束机制的乏力以及公务人员的狭隘思想意识作祟等原因，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在职务消费中淡化了公与私的界限，他们假公济私，化公为私，使正常的职务消费变成了满足个人私欲的“敛财通道”。由职务消费引发的诸多腐败现象中，人民群众意见最大的是：公车问题、公务接待问题、公务差旅费及公费旅游问题。在西方社会即便是总统的职务消费也要受国会逐项审批。而我国现在的职务消费随意性很大，有些地方简直没什么标准和限制，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这不仅造成了严重浪费，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中央领导出国不受人大的约束，这个首长还没有回来，另一个首长又出去。不光中央领导是这样，地方领导，甚至县级领导的职务消费也令人伸目结舌。有资料显示，我国职务消费已分别占到全部财政收入和支出比例的10％和38％以上，严重挤占了财政资金，成为各级财政经费的一大负担。每年国家为此开支多达数千亿元，其中公车费用3000多亿元，公款吃喝2000多亿元。数字之大，令人震惊。中国的许多官员以白吃白用“公家”，职务消费与职务腐败为荣。抱着一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信条而狂支滥用。在西方国家，选民下的官员有谁敢将公家的车开回家去私用。难怪流行的民谣这么说：“别看咱是贫困县，机关大楼赛宫殿，县长坐着豪华车，三天两头去赴宴。”我国自上而下的职务消费，导致行政支出膨胀、财政严重浪费，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由此，消耗和流失了大量的社会财富。
（二）贪官污吏吞蚀了巨额社会财富。整个社会，大贪官污吏成千上万，几乎每一个国家单位都存在不只一个重量级的腐败分子。资本家的资本增值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中取得自己的利益，而中国贪官污吏是在挥霍和浪费社会财富中获取自己的利益，令人愤慨的是他们往往为了蝇头小利，那怕几千元的回扣，可以不惜浪费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资金。逃脱法律制裁的贪官污吏之所以多如牛毛，是由于专制体制造成的。专制的体制必然滋生贪官污吏。专制政权要依靠贪官污吏抢夺民众的财富，打造帝国的大厦。这样贪官污吏才能无限忠于专制政权。贪官污吏是专制政权生存的基础。有时杀几个贪官污吏，往往是因为这几个贪官污吏贪得无厌，损害了皇权的利益，威胁了专制的统治。皇权决不容忍不受管制的豪富存在，这不仅仅会增强富人的离心力，削弱皇权的统治威力，还会形成政治多中心，从而导致社会民众对皇权的抵触和反抗。不光如此，贫富两极分化更是促使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皇权是不希望社会不断处于变革之中。出于政治需要，消灭富豪却能够起到一箭几雕的作用。
（三）暴富群体的无法无天地捞取财富。在西方社会，成就一个百万富翁绝非易事。而中国暴富群体白手起家，既不靠劳动积累，也未经资本积累；其收入既非劳动报酬，也不是合法的剥削收益；而是利用各种非经济手段，侵占或窃取社会财富。在中国社会，诚实信用是人们贫穷和痛苦的根源，靠劳动和合法经营是永远也富裕不起来的。违法和不要脸才能成为获取财富，取得幸福的捷径。暴富群体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是寄生在社会经济机体上的毒瘤。
综上所述，在中国社会里，财富尽管不断地被社会民众创造，财富却没有聚集在民众的名下。年老者退休或离休后几年就会感到自己的才智热血、财富收入早已奉献给了原来的时代；在新时代里，自己所拥有的生活资料等财富，远远落后于儿孙们，无法逃避成为社会的累赘和抛弃的对象。原因就在于劳动者所创造的，应该归自己所有的财富都虔诚地奉献给了所谓的“国家”，从而造成老年生活艰苦，甚至于凄凉无助。
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财政的每一笔收入都渗透了民众的鲜血和泪水，而财政预算的每一笔支出都滋生着腐败和罪恶，无论是国家行政开支，还是基本建设投资，现行国家预算支出科目的每一项支出都如豺狼虎豹般无止境地吞蚀着社会财富。倘若政府不挤占社会的机会和利益，这些社会财富将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或使更多的人得到意处。中国政府的财政必然是无度的征收，在封建社会里，皇权的强大威力体现在财富占有的多寡上，皇权因此对财富的获取贪得无厌。共产党要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永不变移，必须对全国的财富更多的抢夺。这是中国民众永远贫病交加的根源所在。中国民众不是为自己活着，不是为自己做工，而是为统治者做工。在地狱一般的专制统治下，善良的民众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只是一群为统治者创造财富的机器和牲口。财富分配的黑洞和不公是中国社会一切不公和不平等的总根源。
改革现有的专制体制，建立民主的宪政体制。开放任何职位，所有党派的经费自理，政府退出经济活动的主体角色，让财政的每一分钱都受到民众的监控，这将是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
2002.2.6（荆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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