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4日讯】这一两个礼拜以来，大学是否要调涨学费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反高学费”也成为不少社会团体的诉求。
教育部目前的作法是有条件的允许大学调涨学费：公立大学基本上不涨，而私立大学基本上视财务情况而定。可想而见的，这是一个两面都不太讨好的作法：反高学费团体认为政府还是违背了“不调涨”的政策宣示，而各大学则大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事实上，大学学费问题已经越来越像一个死结。从一方面来说，随着大学数目增加，国家补助大学财务的能力越来越左支右绌，这是不争的事实。从另一方面来说，担忧高学费的团体认为这会阻碍工农子弟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造成贫富不均日益扩大的现象，这也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问题。
反高学费团体认为解决问题之道在于强化国家对大学的补贴，但是，姑且不论“所有大学通通变成国立大学”可不可能，更重要的问题可能是：由没有读大学的人来补贴读大学的人公平吗？如果要课征所谓的“企业教育捐”，又要如何阻止企业把这笔税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或甚至因为成本增加而导致更高的失业率？
除此之外，“通通变成国立大学”难道是提高大学教育水准的终南捷径？一个齐头式平等的教育体制，又要怎么教育出能够适应全球化竞争、产业快速变迁的社会新鲜人？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在目前的情况下，调涨学费就有十足的正当性。天下当然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在一个市场竞争不够强烈的环境中，要如何保障消费者不会付了费，买到的却是一顿烂午餐？在一个生产者被直接补贴，而且国家既阻挡竞争者加入，又没有可信的评鉴及退场机制的环境中，要如何保证高学费能够明确贡献到高等教育的品质改善？
但是这个死结并非没有解套之道。我们不妨同意国家有维持学费不高的国立大学的需要，而且也应该尽力让工农子弟能够有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必须否定有些人对于“高学费、高品质”大学的强烈需求。
从现实面来说，如果国内没有这种大学，结果不过就是让这些人转而出国购买教育。事实上，如果这些人愿意自费接受高学费的私立大学教育，等于是将国家的资源节省下来，用来照顾真正需要照顾的弱势家庭子女，有何不宜？
从规范面来说，国家本来就不应该禁止人民追求更好的教育水准。在义务教育方面，国家能不能将“人民应受教育”上纲到“人民应受哪一种形式的教育”，都是有所争议的问题，更不要说在不属于义务教育的高等教育，还设下种种进入管制。
荷兰宪法早在一八四八年就已经规定，公民个人或团体有权开办学校而不用事先获得当局批准；现行宪法又规定，公民享有教育自由，包括开办学校的自由。意大利宪法第三十三条也规定：机关与私人均有权创办无需国家负担之学校与教育机构。我国何不参考此种精神，开放无需国家补贴的大学，包括高学费大学？──转自台湾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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