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3日讯】从计划经济年代过来的人，大概不会忘记当时中国农村那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毛泽东语）运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这个地方同中国西部的其他地方一样，非常贫穷、落后。但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大寨人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硬是将寸草不长的石头山改造成了亩亩良田。当时，石头山上开辟出的一级一级的梯田，成了中国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象征。但大寨被全国所注目，是1964年2月10日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等撰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的发表。该通讯不仅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也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1964年3月，毛泽东对大寨的经验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同年12月，在3届人大1次会议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介绍了大寨经验。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便在中国大地降生了。
平心而论，大寨人不要国家的1分钱、凭借自己的双手艰苦创业的精神，确实值得推广和学习。中国要追赶发达国家，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也需要有这种精神。而且，甚至可以这样说，这种精神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但在当时极“左”政治思潮的影响之下，任何一场运动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样、变形，甚至演变成一场灾难。事实上，无论从范围和深度来讲，“农业学大寨”运动后来确实给中国的农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灾难。
据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回忆，70年代他在老家湖北省浠水县农村曾听到这样一句话：“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学大寨。”（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12页）这句话当然不是否定大寨本身，而是指向“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系列错误的做法。当时在各种宣传和舆论工具的鼓噪之下，许多地方并不是学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而是将大寨作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一种模式囫囵吞枣地进行推广。比如，一些地方、尤其是南方，基层领导为了所谓“政绩”的需要，不切实际地在山上大规模地开垦大寨式的梯田。这种做法的荒诞性在于，一方面，由于南方大多是水田，山上无法解决供水的问题，因而这些梯田根本不会产生经济效益。农民被拖入了无边无际的苦役之中却仍然吃不饱，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挫折。当时，在湖南、湖北的一些农村，出现了几起18、9岁的少女因不堪忍受学大寨的繁重劳动而集体自杀的恶性事件。另一方面，山上的植被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中国出现了自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以来的又一次生态危机，山清水秀的南方变成了光秃秃的梯田。
毛泽东去世之后，随着“文革”的结束，一些开明的中共领导人开始反思这场灾难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比如，胡耀邦对大寨式的梯田开垦就颇有看法，直指这种做法是劳民伤财。原中共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后被毛泽东亲自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听后怒火中烧，大骂：“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吴思：《陈永贵沈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实验》，花城出版社，第309页）然而，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不是少数人的意志所能够恣意扭转的。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该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极“左”路线，由此造成了严重后果。不分东西南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搞生搬硬套，强迫命令，瞎指挥，一哄而起，形式主义，这样的错误绝对不要再重犯了。这个文件，算是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有了一个实事求是的明确结论。
后来，随着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以及农村人民公社的被取消，“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喧嚣了15、6年后寿终正寝。灾难过去了，但灾难何以产生以及如何杜绝灾难的重演，应该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去深思。
转载自《民主论坛》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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