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日讯】放榜了，媒体照例又夸大了大学入学考试的“录取率”。一方面将录取率定义为有资格缴志愿卡考生被录取的比例，自缴志愿卡的十万多个考生，录取了八万九千人，录取率于是高达八成七。问题是，今年报名大学指定科目考试，表示有兴趣读大学的考生有十一万八千人，录取八万九千人，真正的录取率其实是七成六。
另一方面，舆论也大肆报导了录取分数最低的科系，质疑为什么三科总分六十八点五分就可以念大学。
此外，教育部长对高录取率之下“大学高中化”的情况表示忧虑，监察院也以“大学品质倒退十五年”对教育部提出纠正，这种大学“浮滥”的气氛，俨然成为多数人的共同感觉。某份针对大学生所做的调查果然显示，九成一的大学生认为“大学生素质低”，七成九的大学生认为“台湾学生的素质不敌大陆学生”。
长期以来，国人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就受到政府严厉的管制，这一波大学扩张以前，同一世代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只有约百分之十。虽然上述“八成七”的录取率，被炒作得仿佛整个社会有八成七的年轻人都在念大学，事实上以今年七月底十八岁人口有三十一万七千人来计算，大学录取八万九千人，读大学的比例只有二成八。
由考试成绩前百分之十的人口所组成的大学生，当然比由二成八的人口所组成的大学生素质来得高，这有什么需要惊讶的呢？是否值得念大学所考量的应该是个别大学生在受大学教育前后品质是否有所提升，而不是入学前“素质”的高低。
那么，这些“大学浮滥”导致“素质下降”的意见，到底在抱怨什么？这些抱怨背后隐而未显的其实是“某些人不应该也不值得念大学”的看法，才会有“六十八点五分也能录取”的感叹。问题是，为什么考低分就不应该念大学？有人愿意在没有政府补贴之下，自己付钱念私立大学，其他人有什么权利说三道四？
当然，这种“某些不应该也不值得升学”的心态，并不只存在于社会“菁英”的思考中，也一直就存在于政府人力规划的思维中。人力规划的思维促成大学机会的管制，也存在于高中职分流教育的设计中。
在这个思维之下，虽然大多数人都希望就读大学，政策设计者仍然认为多数人不该念大学，大笔一挥就将七成（这几年比例慢慢降至五成）的国中毕业生分配去念高职，将他们升普通大学的机会排除。
升大学是提高个人所得和家庭背景较差者向上流动的最重要管道，追求更好未来更是个人的自由。考试成绩较差者，如果愿意自己负担成本来追求这个机会，其他人特别是已经掌握这个机会的人，纵使他担心更多人受高等教育会使得竞争者增加，也没有什么权利认为别人不应该念大学。──转自台湾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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