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3日讯】序言
在我看来，政治的最根本就是服从问题，为什么一个人要服从另外一个人。
按照弗洛伊的观点，宗教、神话、象征和仪式，与政治都归根于同一种心理经验——父子关系。父亲作为一个巨人形象，一种无法抵抗和令人畏惧的力量闯入孩子的心灵，成为孩子的权威。这样一来，在人们的意识之中，所有的权威都充任父亲的角色。受到崇拜的神性力量，例如上帝、英雄乃至倍受尊敬的君主都是父亲的替代物。只有他们在意识之中是父亲的代表，这些权威才能使个人心甘情愿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
依照这种观点，古典政治就袒露出其秘密。所有的政治权威，都是在父亲的名义下才得到侍奉的。古典时代君主就是这样要求臣民服从的。而现代社会又是如何呢？
从父权论到社会契约
英国政治学家菲尔麦意识到仅仅诉诸于武力或暴力的征服远远不足，更好的方法是在驯服身体的基础上建立服从的正当性。
菲尔麦认为只有道德义务才能让人去做所不愿意做的事情。政治学家霍布斯也对社会契约论论证的服从义务的正当性一再怀疑，他认为每一个人都不会约束自己的意志。跟随着霍布斯，菲尔麦认为社会契约论对服从的约束力不足强大，不能产生服从。菲尔麦意识到，作为一个主体，由于身体会令其不为所不欲为的事情，所以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协议，无法对其产生约束。因为缔约方是平等的，他们可以改变这种关系。
菲尔麦爵士在父亲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中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无论是父亲，还是子女，都无法改变血缘关系，子女是父亲的子女，父亲是子女的父亲。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血缘上的父亲。这种关系永恒存在，因为子女是父亲的血肉，所以父亲对子女的权力是绝对的。在罗马法之中，子女是父亲的财产，父亲享有绝对的权力，包括对子女生命进行处置的权力。
在菲尔麦爵士和另外一个政治学家洛克之间有了一场激战。洛克的《政府论》用社会契约论抨击菲尔麦。他认为君主对臣民的权力与父亲对子女的权力不同，君主对臣民的权力是有平等的双方通过契约创设的。
后来洛克誉满丹青，而菲尔麦藉藉无名。洛克与菲尔麦交锋的结果，是社会契约打败了父权。
洛克虽然打败了菲尔莫爵士，但是父权制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化身为“隐身人”，在幕后牵引着在政治舞台上的木偶。
从超验到先验
神权即是超验的父权。菲尔麦宣称，根据《圣经》，父神上帝使亚当可以支配地球和地球上的万事万物，包括夏娃和他们的后代。对于菲尔麦而言，父神上帝给与亚当支配权意味着上帝把统治权赋予了亚当，亚当就是上帝在世间的代理人。按照这种逻辑，在世的亚当最年长的直系男性后裔就是上帝在世间的代理人，拥有上帝的权柄中延伸的世俗权柄。中国的天子模式也是菲尔麦的手法，二者是一致的。
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在世俗化以后初期都是专制体制。专制体制分成君主专制或者极权民主制，二者并没有多大的区别，都是中世纪的神权在世俗化大潮底下的延伸。卡尔‧施密特在《政治的神学》中说，就历史的发展而言，现代国家学说的概念是从神学转化而来的。
世俗化不过是将超验的父权变为先验的父权。现代的民主制同样是权力神授论，只不过传统的上帝化身为“人民”，上帝已死，“人民”坐了上帝的宝座。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民主就是“人民之对美国政界的统治，犹如上帝之统治宇宙。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哈贝斯马说，民族国家是宪政的前共和和过渡阶段。看来这个阶段的主宰还是隐身在幕后的父权。
我不相信成熟的宪政，父权就彻底死去了。史蒂芬‧霍布斯在《先定约束与民主的悖论》中指出，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就是一种父权式安排。成熟的宪政便是对民主的约束。没有了“父爱”，民主如野草疯长，结果窒息了整个土地。
现在活的人都渴望控制未来。每一代最杰出的人都有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美国费城制宪会议的建国先贤是梭伦式的“立法者”，更是如此。美国建国先贤对于后来美国人来说，都是伟大的“国父”。没有父权崇拜，根本不敢想像“人权法案”和其他先定约束会被后辈老老实实地遵守。在废奴时代，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就将美国所有的奠基人描绘成善良、仁慈的父辈，希望他们的所有的孩子获得自由。
“国父”们在根据社会契约制定宪法遭遇了一个难题。他们发现宪法不可能是只约束他们那些代人，而且必须约束未来者。而根据社会契约论，未来人尚未出生，如何参与缔结？而且每一个人都是意志自由的，建国先贤如何代替未来人缔结？
而且“国父”们本身还有一个先天的不足，那就是他们代表美国人民没有经过普选，他们进行立法也是代替普通民众参与缔结，但这毫无疑问也是侵犯了普通民众的意志自由。
看来当时的普通民众和未来者，“国父”们都给同等看待，都是他们的孩子，“国父们”先验地就代表他们。在“国父们”，尤其是联邦党人的眼睛里，认为普通民众是缺乏远见的，没有自我约束能力的，自由散漫的，他们总是不成器的孩子，倾向于牺牲永久性的原则，以获得短期的利益和快乐。如果没有给他们订立严格的、不可变更的“先定约束”，不许他们修改，他们有可能胡作非为。
不得约束未来的禁令
美国民主主义者潘恩对先定约束怒气冲冲。他的论战对象是英国的保守主义者柏克。柏克认为1688年的英国议会在法律上约束其后世直至时间的尽头。而潘恩对此加以谴责，认为并不存在这种先验的权力，约束未来的努力将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潘恩认为民主就是现世人的统治，甚至民主是反对过去的战争。看来柏克和潘恩陷入古今之争。柏克是共和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认为古代优于当代，潘恩作为民主主义者，认为当代胜过古代。
主张古代优于当代则遵从贵族统治。潘恩表现出彻底“弑父”的姿态。在他看来，由国王、贵族和世袭制组成的欧洲旧世界已经彻底腐朽，旧制度的“诡计、画像和虚伪”必须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柏克则针锋相对，在柏克看来，传统是积累智慧的宝库。
后人到底会不会认为先定约束是可恶的呢？柏克指出虔敬接受传统可以使当代人免受作出艰难选择之累。自由和抉择确实是一种重负，把人逼入焦虑和痛苦之中。叫民众自己做出抉择，民众肯定逃避，民众需要父亲代替他们作出最有利于他们的抉择。而潘恩不同，他心中充满着启蒙理性赋予的，对无止境的进步的幻想，他可以坚信未来人会更好的照顾自己。
古今之争的关节点在于是否盲信进步观念。我认为保守主义者，例如托克维尔也相信民主潮流不可阻挡，他们也相信进步，但是他们所认为的进步是生长在过去的躯体之上的。他们是成熟的中年人，或者满怀希望的老年人。而民主主义者则是躁动的青年，他们希望与过去割断一切联系，把过去看去不可忍受的重负。青年是肤浅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才是深刻的，历练洞达的，才能看洞晓人性的真实和困境。
古今之争最后还是要落实于先定约束的废留，落实于在宪政之中是否需要司法审查制一样的父权式安排。
说服孩子的手段
菲尔莫爵士和洛克的争论从表面上是洛克大获全胜，而实际上是菲尔莫爵士在神秘地微笑。后来卢梭努力把社会契约论用于论证父权，论证了个人应该把自己全部捐献给民族国家，由民族国家的象征??主权者统治自己。父权是父爱，是为了子女的幸福而存在的。在子女出错时，父亲有权进行强行实施爱的强制。
然而父权崇拜并不能解释孩子为什么必须服从父亲，尤其在世俗化以后父神上帝已死的情形下。世俗化以后的孩子不再迷信，只有利益才说服他的手段。
世俗化以后，最能打动人心的就是诉诸人的自私自利之心，告诉一个人某项措施对他有利益，才能得到他的同意或默认。
麦迪森告诉人们，先定约束是有利于人们的。如果后来人能够认可过去已经经过千锤百炼的程式和规则，那么就可以更有效地实现现在的目标，而不必经常面对各种复杂的局面，自己千辛万苦做出理性的决断。尤其不必应付反复出现的为政治生活确立基本框架的需要，而实际上为政治立法，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后来人中即使有智慧足够的人，也不具备先贤的威信。
没有先定约束，宪政会滑落到法西斯那里。先定约束是政治制度的顶梁柱，后来人即使年轻的时候对其价值发生质疑，晚年也会重新回归。先定约束就像父亲，孩子年轻的时候喜欢叛逆父亲，到了成熟以后，也就了解了父亲，于是回归父亲。
柏克说过的话，麦迪森也说。先定约束难以改变，因而能够使当代人免受烦累，就是说，反而能够解放当代人。因而先定约束是成全，而不是压制和奴役，所以是正当的。
结语：隐藏的父亲
既然宪政之中隐藏着一个父亲。那么必须考虑什么时候应该父亲出面，什么时候父亲必须消失。全部由孩子主事肯定不行，全部由父亲主事就滑入极权主义民主。父亲仅仅是必要场合出手。在民众的无意识被操纵，例如纳粹化，以及民众普遍反对宪政，以至于宪政要被推翻的时候，一言以蔽之，也就是民众昏了头的时候，需要约束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德国纳粹成气候想通过民主手段终结魏玛宪政时，卡尔‧施密特建议对纳粹党实行党禁。
平常法律的修改，只要过半数的同意，而修宪则需要3/4的人数同意。政治天然就是蛊惑人心的舞台，很容易用巫术点石成金，呼风唤雨，尤其是民主政体。麦迪森深深忧心民主政体中的表演艺术。在特定时机，会出现一些人操纵全民公决，废除宪法上的先定约束，为其建立民主极权体制作准备。所以麦迪森反对杰弗逊提出的过于随便的修宪方案，杰弗逊提出每20年或30年召开一次制宪会议，重新决定政府形式和制定基本法，麦迪森认为这样将使政府“过分容易遭受政权空白期的损失和后果”。过分频繁的修宪会给巧言惑众的政客废除宪法先定约束的机会。麦迪森绝非认为宪法是千秋万代永不变化的，他只是想修宪成高成一种复杂而费时，不能以简单多数来决定的程度。修宪程式复杂，会让巧言惑众的政客望而生畏，会让民众学会谈判和妥协，冷却激情。
如果没有隐秘的父权，美国宪政将土本瓦解。美国宪法最主要的顶梁柱，例如联邦制，总统的立法责任，尤其是司法审查，都是未经证实的修宪程式而移入的。未经证实的修宪程式的创新当然是父亲强加的，但是子民看到了父爱：这有利于他们，让他们为自己着想而默认。通过默认司法审查，选举中的多数人自愿放弃权力，因为这是符合他们利益。
史蒂芬‧霍尔姆斯提出的美国司法审查制就是一种父权式安排的说法，我可以拿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来阐释。美国是“第四罗马帝国”，建国先贤在建立新的共和政体时，把罗马政体当作最早的楷模，因此他们复活了“罗马的权威”概念。祖先崇拜是权威的来源。阿伦特认为，在罗马，权威与传统和宗教是不可分离的，它同对罗马建国祖先的崇拜联系在一起。所谓元老院，就是体现罗马建国祖先的制度。
在阿伦特看来，体现美国建国先贤的权威制度，是以宪法和最高法院为核心的司法制度以及司法审查制度。在美国，以最高法院作为核心的司法机关，作为保存和体现美国建国精神的权威机构，发挥着罗马元老院一样的作用。
作为父亲，在紧急状态必须为子民做出决断。面对紧急状态，不能把宪法封闭起来，要让它有足够的弹性来应付局面。《联邦党人文集》明确的承认，通向人民决策的宪法应当保持开放，以应付重大而非常的局势。这个开放的门应该由司法审查打开来的，而不应有行政权打开来。虽然国王和总统可能更适宜于处理重大而非常的局势，但是如此必然走向极权。非常时期被限制和取消的权利，在非常时期结束后，国王和总统很少愿意恢复原状。独裁统治的历史表明，不管独裁者的最初意图是如何的，独裁统治都会一成不变的堕落为压迫性的暴政。纳粹德国的路子就是佐证。
父亲由国王到总统，从总统到法院，这是一个逐渐走向理性化的过程。法律统治的领域越来越大，凭借个人意志决断的领域越来越小。在美国，即使最需要决断的国防和外交领域，也要受到司法约束。
（作者系知名宪政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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