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6日讯】《参考消息》（2004年9月2日）转载的一篇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谈中、西文化差异的文章引来了网上的一片叫骂声。指出中、西的差异首先是对政权和统治的合法性定义不同，中国是受命于天，而西方则是源于选举。他还说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并不支持发展西方式的民主化进程，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会拒绝民主化，而是中国的民主制度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和体现中国价值。
这套高论无非是要说明在人类普世的民主模式之外，中国可以走出有自己特色的“民主”道路。这也不是什么新发明，无非是“中国特色的×××”的另一种说法。令人吃惊的是皇冠落地九十多年后，堂堂的北大教授竟然还对“受命于天”、“君权神授”那一套如此津津乐道。“受命于天”只是朦昧时代暴力团伙在掌握了权柄后欺骗世人的把戏，被一些“帮忙”的文人理论化，为专制王权的统治提供了一种合法性的包装。这并不是中国的特殊现象，而是东西方历史上共有的。经历17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之后，这一切在西方早已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之中。即便在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哪怕袁世凯称帝也不敢直接说自己就是“受命于天”，而要假借民意，要通过制造民意，在举国一片推戴声中还要假惺惺地推辞，所以才会出现什么“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这类的玩意儿。从那以后，任何一个专制者都不敢披着“受命于天”的外衣直接登场，而要借助“人民”、“主义”等名义把自己包裹起来，处心积虑地制造出形形色色的理论、思想和美丽动听的词汇，目的都是要为自身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包装。
在人类的普世价值之外是否还有什么“中国价值”诚然还可以讨论，但除了选举能为一个政权的统治提供合法性之外，我们难道还能找到另外的源头吗？将中世纪的“受命于天”当作政权合法性的依据，恐怕连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也不敢冒这个风险，从来天意高难违，这毕竟比“政绩合法性”、“打天下坐天下”还要靠不住啊。
今天，连执政当局公开提出的口号也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天为本”，而贾庆国依然沉浸在对“受命于天”的美妙自恋中。据说他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民盟北京市委副主委，而且还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哲学博士，这样的谬论不仅是对百年北大的一种玷污，也是对花瓶民盟的一种嘲弄，更是对现代文明的践踏，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个道德沦丧的时代，号称“知识精英”者流在获得自身巨大利益之后，已经鲜廉寡耻到了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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